（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進程不僅取決於兩國國內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緣政治中其他行為體的影響
當前，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經濟體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許多分歧，兩國既合作，又競爭。中美關係從冷戰時期以外部驅動（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為主到現在是以內在動力與外部驅動並存，以內在動力為主。中美關係內在動力正在深化，不僅兩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上升，中美互為第二大交易夥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中美互為主要外國投資來源地之一，而且兩國從官方到民間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外部驅動力也從冷戰時期共同應對蘇聯霸權主義軍事威脅為主，轉變為在許多全球問題和地區問題上應對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的共同挑戰，需要合作維護共同或並行不悖的利益。
近年來，中國宣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是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使影響中美關係的其他行為體數量由此增加。例如，奧巴馬政府在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中加強美日聯盟，發展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將美日聯盟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作為 “美地區戰略的重要壓艙石”〔29〕，使日本安倍晉三政府有恃無恐解禁集體自衛權，有意修改日本現行憲法第九條，為與中國發生衝突做準備，今後甚至可能主動挑起與中國的武裝衝突，拉美國下水，故意引發中美衝突。這將加劇地區的局勢的緊張。
五、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內在矛盾
（一）美國聯盟關係內部的聯盟困境和美日澳印四邊形安全合作機制中的弱角問題。
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戰略”將增加美國印太聯盟體系的內在矛盾。首先，美國印太海權聯盟是一個不對等的聯盟體系。美國的綜合實力遠強於它的盟國，美國在日本等國又有龐大駐軍。這使得美國亞太海權聯盟體系主要服務於美國利益。而其他盟國在許多利益考量上是與美國有差異的。其次，聯盟國家國內因素影響與其他盟國聯盟關係。
根據國際政治理論，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所要加強的美日聯盟、美澳聯盟等同樣面臨著聯盟困境，即“拋棄”(abandonment)和“牽連”(entrapment)的困境。葛籣·施奈德（Glenn H .Snyder）指出，“拋棄”的形式有多種多樣，比如說盟國解除盟約或與敵國結盟。由於同盟從來都不是絕對穩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國拋棄的擔憂也總是存在的。“牽連”則意味著因盟國的利益而被拖進一場衝突，而那些利益本國卻並不能共享或衹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結盟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拋棄”和“牽連”之間進行權衡。盟國必須表明自身的價值，以免被其夥伴所拋棄。但問題是，一個想“表忠心”的國家會更容易被其盟國拖進一場它不希望或不必然發生的戰爭中去。相反, 一個擔心遭受“牽連”而打算與盟國拉開距離的國家又要冒被盟國拋棄的風險。結盟國家面臨在這兩者之間該如何權衡的問題。〔30〕這是“拋棄”和“牽連”困境的第一層含義。“拋棄”和“牽連”困境的第二層含義是, 一國如果為避免被拋棄而選擇強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發對手的敵意，從而加劇緊張局勢, 到頭來事與願違。〔31〕
在美日澳印四邊形安全合作機制中，“牽連”主要表現為美國擔心被日、澳、印拉入一場它不想參與的武裝衝突或戰爭中；“拋棄”主要表現為日、澳、印擔心美國不理會它們的安全需求。美日澳印也擔心過於強化同盟關係可能引發中國的反彈。
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重點加強的美日澳印四邊形安全合作機制還面臨印度這個弱角問題。印度是發展中大國和國際體系中新興大國之一，歷史上還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它不願意完全跟在美國後面跑，也不願意與美國結成緊密聯盟。保持一個相對獨立的大國地位符合印度國家利益。印度和美國對這一機制的期待也不同。印度是希望拉攏美國來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並維護其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霸權地位，而美國不希望任何其他國家在世界任何一個地區擁有這種地位，而是希望利用印度來制約中國。因此即使洞朗事件後印度更多需要美國，對形成美日澳印四邊形安全合作機制興趣上升，但印度還是與美日澳拉開一定距離，以免過分引起中國的擔心。在2017年11月12日美日澳印四國外交部門官員在越南峴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的正式會議，沒有發佈正式的聯合公報、聲明或新聞稿，而是以各自公佈消息的形式對外發佈了會議結果。印度外交部的版本在介紹會談內容時沒有談及南海問題。
（二）戰略目標與財政資源不相稱。
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保持有利於美國的地區戰略平衡。但經濟上力不從心，難以為其“印太戰略”大幅增加財政和軍事投入。其目標與資源不對稱的矛盾將日益明顯。2010年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4.7萬億美元，而美國國債總額是約15萬億美元。為了削減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2012年1月曾提出在今後10年削減軍費開支約4890億美元。但即使這樣，美國國債仍繼續上升。201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8.6萬億美元，而美國國債總額上升到19.5萬億美元。
2017年12月，特朗普總統簽署了為高達7000億美元的美國軍費預算授權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但由於美國全球性對外軍事承諾和遍佈世界許多地方的海外駐軍，這筆巨大的軍費預算能用於印太地區的比較有限，駐印太地區美軍的軍費難以大幅增加。同月，特朗普總統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高達1.5萬億美元的《減稅法》（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這兩個法案將進一步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所能採取的應對措施將是一方面要求盟國和夥伴國家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督促盟國和夥伴國家購買更多美國武器裝備。
（三）戰略目標之間自相矛盾。
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主要戰略目標之間存在很大的自相矛盾。例如，《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雖然說“美國尋求繼續與中國合作”，但渲染“中國正在使用經濟引誘和懲罰、實施影響和含蓄的軍事威脅說服其他國家接受它的政治和安全議程”，企圖構建環繞著東亞大陸的大月牙形同盟與夥伴國網絡以制約中國。同時，特朗普政府認為：“朝鮮正在加速推進它的網絡、核與彈道導彈項目。這已經產生需要全球回應的全球威脅。”〔32〕美國將“與盟國和夥伴國家共同努力實現朝鮮半島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無核化”〔33〕，包括與中國合作。特朗普政府既要制約中國，又要中國出力解決朝核問題。這將使中國許多專家學者和廣大民眾對美國的戰略意圖產生懷疑，擔心美國企圖既解決朝核問題、又削弱中國。
六、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影響
（一）進一步增加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競爭性，中美關係可能經歷一段比較困難的時期。
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雖然提出“美國尋求繼續與中國合作”，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不僅將中國作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的“競爭者”，而且將世界劃分為“自由社會”與“壓制政權”，中國自然被劃分到後一陣營。這份報告所說的“競爭”，不僅是主權國家間的競爭，更是兩種意識形態或陣營的競爭。該報告宣稱，美國要與價值觀相似的國家加強合作，應對“壓制”陣營影響力的擴展。這種劃分讓世界感受到一絲冷戰氣氛。
特朗普政府將經濟看作國家安全的首要內容。《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繼續指責中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在貿易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行為。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中的中國經濟挑戰不僅在於中國的經濟行為，更在於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經濟模式。2017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審查所謂的“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尤其針對中國在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領域的做法。其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宣佈，美國正式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今後特朗普政府如果在這方面變本加厲，對中國實施單邊制裁，將損害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經貿關係。
台灣問題可能再次成為中美關係中的焦點問題。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向台灣蔡英文當局發出錯誤信號，使其認為可以利用這一戰略為其“實質台獨”目的服務。2017年12月12日，蔡英文在與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會面時稱，“台灣是印度—太平洋區域的自由民主社會，自然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中的相關者”，相信台灣可以對這個區域做出貢獻，“我們不衹願意保衛自由、開放的共同成果，更願意守護以法規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奧巴馬政府以南海問題為抓手制約中國的企圖失敗後，特朗普政府可能企圖在“印太戰略”中以台灣問題為抓手制約中國。2017年12月13日，特朗普總統簽署美國國會兩院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國防部長在2018年9月1日前提交報告給適當的國會委員會，評估美國海軍軍艦停靠台灣港口的可行性，以及美國在夏威夷、關島或其它適當地點接受台軍艦進港要求的可行性。如果美國軍艦停靠台灣港口，將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侵犯。有的美國親台人士在特朗普政府中擔任要職。例如，薛瑞福出任美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他在被特朗普提名後就公開表示支持美台軍艦互訪，並稱這並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在美國會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提名聽證會上薛瑞福宣稱“崛起的中國為這一代美國人帶來最嚴峻的安全挑戰”，主張“努力建設與台灣和新加坡的安全夥伴關係”。由於美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是中美安全關係和美台安全關係政策實施的決策參與人之一，薛瑞福擔任這一職務將可能推動特朗普政府做出某些嚴重衝擊中美關係的行動。
（二）向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國發出錯誤信號，使它們在與中國有爭議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
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對中國採取在美國需要中國的問題上合作，在大多數問題上進行制約的政策，這向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國發出錯誤信號，使它們認為可以在美國的支持或默許下，在與中國有爭議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例如，印度邊防部隊越界造成的洞朗事件使中印雙邊關係經受嚴重考驗。此事最終通過外交手段予以和平解決，體現了雙邊關係日趨成熟，但教訓值得汲取。此後，中印關係總體保持發展勢頭，雙方都為此做出了努力，但並不令人滿意。2017年11月29日，印度和新加坡兩國防長達成兩國海軍合作協定，內容包括海洋安全合作、舉行聯合演習、短暫使用對方海軍設施並提供後勤支援等。新加坡防長黃永宏表示，新加坡“歡迎印度海軍使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該基地靠近南海。印度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始終採取拒絕和冷淡態度，特別是對中巴經濟走廊通過涉及印巴爭議的喀什米爾非常不滿。又如，2017年12月，澳大利亞宣佈將廣泛修訂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澳總理特恩布林指中國是澳重點關注的對象。
（三）日本藉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加強自身軍事實力和擴張日本海權勢力範圍。
近年來，隨著中國迅速崛起和朝核問題惡化，美國鼓勵日本進一步發展防衛力量，在亞太地區海上安全中發揮更大作用。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宣稱：“我們歡迎和支持我們的關鍵盟國日本發揮強有力的領導作用。”〔34〕日本安倍晉三內閣利用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借船出海”，企圖修改和平憲法，發展日本軍事力量和構建為日本所用的國際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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