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明黨在自公聯合中的作用：“刹車”、“油門”與“穩定器”
在公明黨的官網上，宣傳“現在的公明黨，是國家主義傾向的刹車，是加速為了國民的改革的油門”。〔19〕一方面，以“和平之黨”自居的公明黨作為聯合執政黨，在憲法、外交、安全等議題上，從政權內部通過以立法合作為主的途徑發揮阻擋或者遲滯、延緩的“刹車”作用；另一方面，公明黨也宣傳自己是“福祉之黨”、“平民之黨”，在社會層面上對福利民生的改善起到“油門”推進作用。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兩種作用并非相等。而除了日本國內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外，由於歷史和創價學會等因素，公明黨在對華關係上還發揮著特殊的“橋梁”和“穩定器”作用。
（一）滯緩安保修憲議題的“刹車”作用
“公明黨是自公聯盟的‘刹車器’”、“公明黨是‘執政聯盟中的反對黨’”等觀點是公明黨一直宣傳的在聯合政權中發揮的主要作用之一。然而，《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案》、《特定秘密保護法》等一系列安保相關法案卻在自公聯合政權期間通過，其“和平之黨”招牌受到質疑。〔20〕由此可以看出，公明黨的“刹車”作用并沒有宣傳中的強大，并且根據不同事項其“刹車”作用大小也有所差別。
一方面，在解禁自衛權等較靈活且已被較廣泛地接受的議題上，公明黨對自民黨的阻擋作用相對較弱。公明黨長期對自民黨試圖使日本自衛隊能够行使“全面”的集體自衛權態度謹慎，拖延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進程。但是，在2014年7月兩黨經過協商後，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條件”〔21〕，在第一條中增加了“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家遭到武力攻擊”，擴大了行使武力的情況，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上走出了一大步。對於公明黨在其中所起的“刹車”作用，有學者認為這和自民黨最初追求的結果相比仍是中性的，〔22〕公明黨也宣稱本黨的抵制確保了第九條的地位。但實際上，公明黨未能阻擋住實質上的解禁。公明黨前國會對策委員長漆原良夫曾說，“新要素在公明黨看來是個別自衛權的擴大，而在自民黨看來則就是集體自衛權”，而在解禁集體自衛權過程中，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也表示過“不曾考慮因為政策的不同而脫離聯合政權”，從而把“聯合牌”封印了起來。〔23〕從另一個角度講，在日益保守化的社會環境下，“日本的戰略環境正在惡化”這一觀點被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出於現實考慮公明黨作為執政黨也不得不做出讓步。在如今的公明黨看來，出於日本自身安全以及確保和平的需要，日本自衛能力的強化和美日同盟的存在有其意義，但進入別國領域使用武力的全面集體自衛權仍應被阻止，公明黨的職責在於劃清兩者的界限。〔24〕
另一方面，在修憲這種推進門檻高且民衆意見不一的議題上，公明黨能對自民黨起到一定的“刹車”作用，不過更傾向於牽制、延緩和修改議程而非徹底的阻擋，“加憲”的態度便是其體現。公明黨對於在憲法中明記自衛隊地位、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等持慎重態度，認為由於日美安保體制的存在，日本不需要加強防衛力量，而是應當將環境權、隱私權等新生的觀念以增加憲法條文的方式入憲。對於安保方面的條文，公明黨態度消極，強調一定需要獲得“國民的理解”和“大多數政黨間的協議”。〔25〕由於自民黨也深知修改憲法難度之大，所以接納了大部分“以加代修”的公明黨模式來換取執政夥伴的認可。〔26〕由此可見，公明黨在爭議議題上可憑藉聯合夥伴身份對自民黨施壓，滯緩和修改議程。但同時，隨著日本社會保守化和自民黨選舉上的勝利，其議價能力有所下降。面對著越來越難阻止的自民黨，公明黨的“刹車”從阻礙變為了儘量使法案能够帶上公明黨的色彩，削減其中的攻擊性、保守性，而這對其來說是較為容易做到的。
（二）推進民生福祉議題的“油門”作用
與在安保、憲法等“高政治”議題上所發揮的阻擋、滯緩的“刹車”作用相反，公明黨在民生福利相關改革等“低政治”上發揮的則是推進的“油門”或者“引擎”作用〔27〕。公明黨稱自己為一個擁有“實現力”的政黨，即擁有推動政策并使其獲得議會通過的能力，而這種“實現力”更多地體現在“生活者的政治”，即民生福利議題上。公明黨推進旨在降低生活必需品消費稅的“輕減稅率”制度的過程，便是其在民生議題上“油門”作用的一個案例。
2013年，自公兩黨協議在消費稅達到10%時啓用“輕減稅率”制度，但財務省和自民黨稅制調查會對此態度消極，反而提出了“還付金”制度并限制範圍和減稅規模。對此公明黨強烈反對，在執政黨稅制協議會上和自民黨進行談判，以導入“輕減稅率”作為支持增加消費稅的前提。作為談判手段，公明黨暗示要重新審視與自民黨的選舉合作。面對公明黨的強硬態度，自民黨不得不接受提案，甚至更換了持反對態度的稅調會長野田毅。但是，自民黨內部仍存在不同意見，之後提高到幹事長級別繼續協商，最終還是由官房長官菅義偉以“如果公明黨不贊成，法案就無法通過”、“如果沒有公明黨的協助，明年的參議院選舉就無法進行”等理由勸說才得以通過。〔28〕公明黨在面對解禁集體自衛權時并未打出“聯合牌”，卻為了“輕減稅率”而威脅要解散聯合政權，某種程度上可見兩個議題對公明黨重要性的先後順序。
公明黨能在稅制改革上最終迫使自民黨讓步，一方面是由於民生議題比安保議題更為其以底層民衆為主的支持者所關心，具有強烈動力來推動；另一方面也由於自民黨有意用稅制改革上的讓步換取公明黨在修憲等議題上的合作。而公明黨也認為，“已在集體自衛權上讓步，不能在這方面也讓步”〔29〕，因此堅持到底，不惜打出“聯合牌”。除了選舉和立法合作上的需要，自民黨讓步也和福利問題的性質有關。比起宏觀經濟，公明黨更擅長微觀經濟，自公兩黨存在“國家視角”和“生活者視角”的分工。〔30〕公明黨齋藤鐵夫幹事長表示，公明黨最大的作用是把人、地區和政治聯繫在一起，把生活現場的聲音傳達給政治。〔31〕與擅長高級別議題的自民黨相比，更擅長“切身感受平民的呼吸”的公明黨成為有利的補充，自民黨對此也較少干擾。
從公明黨在推進民生福利改革時所發揮的“油門”作用可以看出，雖然在安保議題上公明黨對自民黨似乎節節退讓，但其并非“木屐下的雪”〔32〕，至少在民衆生活層面公明黨作為聯合執政黨的確具有其所說的“實現力”。
（三）對華外交中的“橋梁”與“穩定器”作用
雖然公明黨“刹車”作用不斷減弱，但其對華友好政策并未受自民黨和日本社會右傾化的影響。從在野黨時期以來，公明黨在中日關係上就一直發揮著特殊作用，這也使對華政策成為公明黨區別於日本其他政黨的顯著特色。公明黨領導人多次訪華，發揮了政黨外交和兩國政府之間的橋梁溝通的作用，而在成為執政黨後，公明黨更是在繼承了歷史“特殊渠道”作用的基礎上成為了中日之間的“穩定器”。
公明黨最先是以創價學會和平主義理念為基礎，以在野黨身份通過積極派團訪華等途徑在對華關係中發揮作用。1971年，公明黨首次訪華便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復交五原則”，而1972年公明黨第三次訪華中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所記“竹入筆記”在邦交正常化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33〕在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公明黨繼續發揮橋梁作用，如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了福田希望進行締約談判的態度，并將中國政府的見解向福田報告，促使中斷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恢復。〔34〕在“教科書事件”、“光華寮事件”等事件中，公明黨向日本方面轉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對穩定中日關係起了積極作用。由於公明黨主張較為溫和，使其能得到雙方的接受，從而能較好地扮演橋梁的角色。當然，無法否認公明黨訪華也帶有著獲取政治資本、為選舉服務的意圖，而且由於長期在野，公明黨的影響有限，其“補充外交”能發揮作用無法忽略國際大背景的因素。
成為執政黨後，公明黨對日本外交決策的影響主要包括政策協調、內閣會議、國會審議三個途徑〔35〕，而由於對自民黨影響力的上升以及從間接影響到直接參與的路徑轉變，其在繼承溝通橋梁的傳統之外，能通過兩黨間的協調機制而在日本對華關係上實踐其和平主義理念，從而具有了“穩定器”的作用。一方面，公明黨積極參與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多次派團訪華，繼續發揮“橋梁”作用。現任公明黨代表山口自2009年上任後七次訪問中國，尤其在中日關係因釣魚島而處於緊張狀態的2013年1月特地訪華，轉達了安倍的親筆信，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關係。另一方面，公明黨能够從執政聯盟內部批判和牽制自民黨，如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對執政夥伴進行批判，同時也助力減輕負面影響，如派遣代表團訪華、設立中國研究會等，從而盡力穩定中日關係。由於重視人民福祉的屬性，公明黨還注重促進兩國的經貿合作發展，如公明黨參議員西田實仁所提出的“三中主義”，認為日本中小企業的出路在於活用中國市場〔36〕，也有助於中日關係的穩定。
聯合政權時期，公明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聯合政權中的“中國專家”，被譽為把握著對華外交的“鑰匙”，公明黨也會在本黨的選舉公約中加入中國內容，以體現自身獨特價值。〔37〕而公明黨能持續在對華關係上發揮作用，既得益於長期積纍的渠道，也與其受到中方的信任是分不開的。山口在接受訪談時表示，公明黨與中國關係友好并不意味著公明黨衹會說好話，即使是難以啓齒的事情也要坦率地說出來才是真正的友情。這種“真正的朋友關係”使其能够從內部與中國坦率地交換意見，并以作為能對中國直言的朋友而自豪。〔38〕
由於執政地位和與自民黨的合作，對華關係上公明黨取得了超過在野時期的影響，不管其本意是出於和平主義追求還是選舉考量，在中日關係遇到困難時總會有公明黨的身影。不過，作為執政黨有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使其對華作用更受國際形勢和國內政治的制約。一方面，作為聯合政權的一員，公明黨有時不得不表達日本政府整體的立場而有可能削弱與中國的友好聯繫；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行為將制約其在對華關係上的能動性。〔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