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國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與美國展開堅守底綫與侵蝕底綫的鬥爭。美國視中國為最具競爭力的對手，從多領域壓縮中國發展空間，製造發展障礙，台灣問題成為其對華戰略中的重要工具。美國將台灣作為其“印太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棋子，在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加大對台灣支持。佩洛西竄訪台灣事件與其本人意圖固然分不開，但這絕不是個人行為，客觀上是在采用欺騙性手段虛化和掏空“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國會作為美國政府的組成部分，漸進式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不僅違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違背了美方自己炮制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美國衆議長訪台是美方不斷侵蝕“一個中國”底綫、突破美台官方交往的又一次試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臨不斷被突破底綫的威脅，為守住底綫，中國外長王毅才痛斥此舉是“公然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與14億中國人民為敵”。8月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責中方“反應過度”，“尋找藉口改變台海現狀，破壞地區穩定”。8月7日王毅反駁并指出美方在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上犯了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縱容支持“台獨”勢力、蓄意破壞台海和平三方面錯誤。台灣地區執政的民進黨把謀求獨立寫入黨綱，近年來千方百計搞漸進式“台獨”，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美國會衆議長公開為其撑腰打氣，“與分裂勢力為伍，與中國人民為敵”。美國慣於先製造一個問題，再利用這個問題實現自身戰略圖謀。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策劃佩洛西竄訪問題上又想故伎重演，正在藉機加大地區軍事部署”。既然是有試探性質的鬥爭，雙方博弈就不會簡單地一個回合結束，鬥爭仍會持續。
四、利弊得失——佩洛西竄訪後的反思
站在中國的立場，怎樣算是回應佩洛西竄訪挑釁的勝利？成功回應挑釁的判斷標準，應該是：1.維護了中國國家利益；2. 展示了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能力和底綫；3. 制定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在相關問題上的行為規則。從實際情形看，大陸在佩洛西竄訪後采取了軍事演訓和經濟制裁等措施，讓佩洛西竄訪“挺台”的目的起到反效果，讓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加強，也展示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能力和底綫，同時成功地讓世界各國明瞭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劃綫以及各國應遵守的行為規則。
因此，從以上判斷標準分析，中國應對挑釁的舉措是成功的、有效的。不管佩洛西如何算計她的個人政治利益，從國際層面來看，她竄訪台灣無疑觸動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她想宣示美國“挺台”，虛化掏空一個中國政策，中國采取措施讓這種“挺台”失去作用，或有反作用，讓佩洛西竄訪成為邀請者的“災難”，讓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加強。軍事演訓和經濟制裁等措施正是起到這樣的效果。佩洛西竄訪台灣前後，中美都將調子拉得很高，都向對方提出了要求，均稱否則後果責任由對方承擔。最終，美國沒有按中國的要求阻止佩洛西竄訪台灣，中國也沒有按美國的要求按兵不動，而是開啓了大型環島軍演，展示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能力和底綫。并且此次環島軍演規模空前，覆蓋台灣周邊六大海域空域，呈現圍攻態勢，彰顯主權意涵。通過這種封鎖和包圍台灣島的舉動，中方都已經讓世界各國明瞭中國在台灣問題行為規則上的劃綫。
儘管中國政府在佩洛西抵台後的應對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不過，佩洛西竄訪事件之後進行回顧複盤，中國外交工作仍有一些做法值得總結和完善。
一是戰術目標應服從戰略目標，更準確制定反擊策略。
佩洛西竄訪事件無疑是對中國的挑釁，對其性質的定位應該與中國發展戰略目標相結合。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目標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戰略目標應該是在遇到各種情況時優先考慮的判斷標準，具體戰術目標也應以有利於實現該戰略目標為優先選擇。在向該總體戰略目標邁進的過程中，會有各種干擾，需要與各種阻礙力量較量，但不是每一次較量都要打硬仗。有些干擾不至於需要偏離戰略目標，那麼戰術目標就不必過於強硬和高調，否則可能影響總體戰略目標的順利推進。
佩洛西竄訪之前，中方可以明確反對佩洛西竄訪，并反復指出該舉動侵害中國國家主權的錯誤性質，在國際輿論方面占據主動，而不需要擺出一較高下的姿態。例如，得知佩洛西推遲訪問台灣的消息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時用了“應該”這個詞：“她應該做的不是推遲訪問，而是立即取消訪問。” 得知佩洛西對訪台的計劃猶豫時，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當時用了“不得”這種命令用語：“不得安排佩洛西訪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國軍隊絕不會坐視不管。” 得知佩洛西準備在行程單之外竄訪台灣的消息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用了“膽敢”句式：“如果她敢去，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應該、不得、如果敢等詞語的公開使用，客觀效果是激發了美國國內的反彈聲浪，在內部壓力下提高了佩洛西實施竄訪的可能性。事實上，在美國政府反復聲稱“一中政策”沒有改變、不支持“台獨”的口頭承諾下，佩洛西竄訪雖有侵蝕“一中政策”的圖謀，但損害程度未到實質干擾中國國家總體戰略的程度，中方如果采取溫和處理方式，一開始就控制此事升級，不受某些國內媒體輿論的影響和壓力，是有可能讓竄訪計劃胎死腹中的，即使最終仍然發生了，也不至於因拉高對決態勢、結果又未能阻止對方而讓國內民意出現大幅失落。
我們看到，在中國外交部對佩洛西有意竄訪台灣表態之前，中國國內就有影響力很大的自媒體將該事件的嚴重性拉得很高，并用較為極端的應對方案激起讀者情緒，甚至反復用“紙老虎”和“紙老鼠”去故意蔑視和刺激對手，主觀上為了迎合國內部分讀者，客觀上卻逼迫中美矛盾升級。美國國內也有一些喜歡挑事兒的鷹派政客，正愁找不到打擊溫和理性聲音的藉口，正好以此呼籲美國要證明自己不是“紙老虎”——哪怕以不理性的方式證明。對於美國方面挑釁行為和聲音的加劇，中國外交部衹能以更強硬的姿態去面對。從某種意義上說，中方表態一定程度是被自媒體輿論影響和裹脅了。某些自媒體作者過嘴癮、矇讀者、賺流量，不顧激化國際矛盾，逼迫政府提前攤牌，是干擾中國發展總目標的不理性行為。保證安全和尊嚴，維護和平與發展，按計劃實現國家總體戰略目標，才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事件一開始就沒必要過於高調，化解於無形才是最高明的外交手段。當然，後來既然已經將問題拉高到中美對決的架勢，就應該兌現警告，調整戰術目標，讓“玩火者自焚”，而不是讓“玩火者”跑了，自家“焚了”，自損顔面，喪失民氣。怎樣才是最佳的戰術？一句話：中國不怕事兒，但也不挑事兒，一旦躲不開，要能扛事兒。大國外交，一言九鼎，言出必行，不能虛張聲勢。
二是利益思維應服從法理思維，更低成本實現外交目標。
中國外交部門在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等國家利益的工作中總體上卓有成效，在對美輿論鬥爭中也不乏精彩名句。未來應該繼續強化“以理服人”的方式，提升辯論能力，通過改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做到以更低成本實現外交目標，讓外交工作更精緻更細膩更有效。
最重要的，是要從利益思維轉向法理思維，從物質文化轉向精神文化。利益思維就是凡事試圖通過利益手段改變其他國家或團體的做法及觀點。法理思維就是將講理說法作為改變其他國家或團體做法及觀點的最主要工具。
例如，某國或某企業或某團體，說了不利於中國的話，或做了不利於中國的事，外交工作肯定既要講道理、擺觀點，要求對方承認并改正錯誤，同時又要指出對方不糾正錯誤可能會帶來的惡果。然而思維模式不同，工作的側重點也不同。利益思維是反復向對方強調懲罰性後果，法理思維是反復指出對方的不合法理之處。
利益思維是過於重視物質文化的表現，對於崇尚精神文化的對手而言效果不一定好。以前就有西方政治人物向公衆演講時稱，中國的確對我們的利益影響非常巨大，但絕沒有大到可以讓我們放棄理想、改變價值觀的程度。對這樣的人群，如果對方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衹是出於利益考慮，暫時屈服或妥協，一有機會仍然會選擇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并冠以“脅迫外交”的惡名。近幾十年來，利益思維對中國外交影響較多，導致一些事情的處理顯得小題大做、牛刀殺雞。例如中國民間人士私人旅游在國外發生民事糾紛，或者外國公司或個人衹是無意中用了對中國不敬的圖案，中國外交在應對此類事件時過度介入、或政治解讀、或輕率使用經濟制裁手段，都是利益思維過重的表現。其實指出對方錯誤之處就可以了。
可見，法理思維強調理念上的碰撞和交鋒。在理念上爭論，達到對合法與合理的共同認識，雙方就有了未來做事的共同標準。雖然對方不一定遵循合法合理的標準與自己打交道，但不應將“對方做事一定不遵循合法合理的規則”作為預判未來的前提。法理上取得共同認識，有助於減少外界對自己的冒犯。因此，外交工作中需要反復強調的，是對方的錯誤之處，而不是這種錯誤會帶來何種懲罰。懲罰是用來做的，不是用來說的。說多了，會讓人忽略自己的錯誤，面對懲罰的警告，心生反感，故意作對。導致己方的外交行為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或為實現預期目標付出更大成本。
隨著中國綜合實力不斷增強與國際影響不斷提升，與其他國家的紛爭肯定會增加。過去20多年裡，中國民間與外國民間出現過很多紛爭，但不少衹是個體紛爭、利益紛爭、無意之爭，對這些紛爭由外交部出面干涉，并動輒以關閉市場等經濟手段制裁，會使中國政府在某些重大問題上使用經濟制裁的威信降低。其實很多不重要的紛爭通過聲明或辯論讓對方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就可以了，不是每次都要用利益手段進行懲罰或威脅的。
利益思維影響下的外交行為會產生看不見的長期成本。例如很多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在不斷下降，不理解中國外交行為的正當性，對中國的外交懲罰行為盲目反對和抵制，客觀上拉高了中國外交的成本。未來應繼續增強法理思維，多從認知層面說服對方，至少讓對方理解己方決策和行為的理由，這個效果不是靠一兩次聲明就能見效的。
回到佩洛西竄訪事件，中方一開始就應將重點放在反復強調佩洛西竄訪的惡劣性質、錯誤之處和對中國主權的傷害，而不是一開始就反復警告此事對美國利益的危險後果。利益思維的效果是，美方可能認為這個後果并不嚴重或能够承受，因此會選擇執意去做；但法理思維的效果是，美方可能出於對自己行為不當的認識選擇阻止佩洛西竄訪。中美兩國作為世界兩強，必然會有摩擦，但也均具有理性智慧，沒有一方願意在威脅下做事。中國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對美警告當然不是威脅，但從美國國內輿論和白宮記者會的情況看，中方警示極容易被外媒錯誤解讀為威脅。因此，重點應該多講法說理，而不是頻發過度嚴厲的警告，除非中方認為兌現各種警告的時機和能力已經成熟，并有意願提前攤牌。
三是鬥爭思維應服從融合思維，更主動展示全球領導力。
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既要有鬥爭思維，又要有融合思維。鬥爭思維是面對外來威脅與侵害需要有鬥爭的精神和膽略，要有獲勝的智慧和技巧，敢於應戰，戰之能勝。融合思維是面對不同的國家、族群與文化，需要有團結融合的意識與能力，要有開放的態度和胸襟，敢於對話和交流，有讓人心悅誠服的能量與氣量。不宜輕易退出事關全球的對話與協商，避免授人以柄，防止被人歪曲，塑造和維持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的一貫形象。
對佩洛西竄訪事件，中國在有力回擊和遏制“台獨”勢力與國際反華勢力、力爭讓挑釁者受到嚴厲懲罰的同時，還要展現中國卓越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動員能力與特色優勢，調動和影響國際輿論，既要有綜合硬實力的表現，又要有對外軟實力的運用。明確宣示主權，智慧化解衝突，繼續堅持對話、融合、包容的對外政策，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向國際社會展現中國寬廣的氣度和博大的胸懷，讓世界各國更加充分地認識到，中國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也是一個講理的國家，還是一個負責的國家。佩洛西竄訪事件後，160多個國家表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譴責佩洛西訪台是嚴重的挑釁，這種全球範圍的影響力和動員力就是中國軟實力的充分體現。
中國國家領導人早在2015年就在聯合國提出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構想，表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進的程度空前加深，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更是在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提議展示出中國的先進思維理念，會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接受，同時也會認可中國的領導與治理能力。鬥爭本身不是目的，融合才是最終歸宿。站在人類命運的制高點思考和處理問題，鬥爭的同時不忘融合，鬥爭思維服從融合思維，是中國走向未來的應有戰略選擇。
作者簡介：朱磊，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商務部海貿會理事，上市企業首席經濟學家，閩南師範大學教授。主持或參加國家級課題20餘項，發表全國核心期刊學術論文40餘篇、《人民日報》署名文章等時政論文300餘篇，出版《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複雜性思維視角下的中國國家統一戰略》等10餘部著作，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兩岸經貿、台灣問題、國家統一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9月號，總第2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