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為政府部門，CDC也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官僚主義的管理流程，專業能力難以得到充分施展。一位在CDC工作了27年的傳染病學專家就對CDC在過去十年中日益官僚化的趨勢痛心疾首，據他透露，每年CDC的主管們都必須參加強制性的領導力培訓課程，並將大量時間花在處理繁瑣的實驗室相關文書工作上，能夠在實驗室中指導年輕一代的機會越來越少。而且，自疫情惡化之後，大量工作人員被要求居家工作，即便很多人提出自願參與應對工作、以便為實驗室提供更多人力支持，卻遭到管理層拒絕——“他們似乎無法理解發生在組織大門之外的可怕情況，躲在為和平時期制定的繁瑣規定背後”。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CDC按章辦事本無可厚非。但官僚化、人力資源不足等組織結構上的缺陷，使得它在突發公共衛生危機中難以應付科學研究與協調工作量的突增，在程序正確與治理效果之間選擇了前者。
最後，根源在於美國政府和CDC心存僥幸，放鬆了警惕。1999年，《美國國家安全報告》首次將跨國傳染性疾病造成的威脅與戰爭和恐怖主義相提並論，將公共衛生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特朗普政府也延續了這一基本認知。但白宮一系列舉措與之背道而馳，客觀上削弱了美國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應對能力。
一是大量削減包括CDC在內的公共衛生部門預算。為了降低赤字水平，特朗普政府計劃自2018年起，用10年時間削減4.3萬億美元政府開支。其中CDC的預算減少了12億美元，削減幅度達到17%。CDC一位前主任曾警告此舉將“增加美國人的疾病、死亡、風險和醫療成本”。但特朗普政府對此充耳不聞。
二是白宮在2018年還以改善工作流程為名，解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的全球衛生安全和生物防禦理事會。這一機構由奧巴馬政府在西非埃博拉疫情過後設立，其職能恰恰是領導聯邦層面應對疾病暴發的準備工作。
公共衛生問題在國家政治議程中的降級，以及官僚化對專業技術機構的侵蝕，是美國CDC慘遭滑鐵盧的主要原因。客觀來說，無論是在國際合作還是在國家治理層面上，這兩個問題都相當具有代表性。如何建立並維持對傳染性疾病問題的長期警覺與有效反應，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各國提出的共同治理課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