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在一批跨學科學者的支持下，台灣社會心理學界開始了“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進程。但由於大陸社會心理學界並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氣候，也少有實質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至少在有苗頭的領域缺乏積纍與跟進。
社會心理學的情形如此，社會科學其他各領域的情況又何獨不然？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同意：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的社會發展，確實是感到“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由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大多是“抄來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是感到“知識論的困惑”，不知道這樣的“知識”對自己的母社會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幫助自己的社會解決問題，抑或是製造更多的問題？伴隨快速發展的奇蹟，大陸也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像貧富兩極分化、都市交通擁塞、生態環境惡化、霧霾等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大陸學術界又普遍存在著“本體論的焦慮”，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會的持續發展。
大陸如此，台灣的情況，又是如何？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台灣的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也一律以美國馬首是瞻，“全盤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尤其是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掌握實權之後，開始利用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台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之類的民粹式口號，漫無章法地移植他們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綠營推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動手改造國民教育，全面推動“去中國化”，並在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時，台灣學界已經籠罩在“規範式西方中心主義”或“規範式美國主義”的陰影之中，不斷地形塑蔡英文口中所謂的“天然獨”世代，而難以自拔。
整體而言，當前兩岸的社會科學界基本上都同樣充斥著西方理論和研究典範。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絕大多數是以“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作為預設而建構出來的，但儒家文化並不是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台灣從李登輝到蔡英文都不諱言，自己是在搞“兩國論”，所以要打著“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論，來搞“去中國化”。可怪的是，當美國國務卿已經宣稱：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文明衝突”時，中國學術界仍然是捧著西方理論，並且奉為圭臬，毫不質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這難道不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在“自挖墻腳”嗎？
正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祇會套用西方理論，而不懂得如何建構理論來說明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現象，所以習近平主席才會在2016年五月發表談話，要求“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他在講話中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和“挨餓”問題，但是我們還沒有解決“挨罵”的問題。他認為：“在解讀中國實踐，建構中國理論上，我們應當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這種現象確實是中國社會科學界之恥。大陸雖然已經覺察到“推動儒學融合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學界，還沒有普及到社會科學界。所以習近平強調：“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在中共十九大中，總書記習近平又提出了“四個自信”的說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報告中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陸社會科學界要如何落實習主席一再的呼籲，仍然有待觀察。
四、不稱霸：儒家文化的性格
我從1980年代初期在台灣參與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不久之後便發現：當年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其實十分膚淺，當時所謂的“德先生”，其實祇是一種“科學主義”，跟盲目崇拜宗教迷信並沒有兩樣。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所知也十分有限。所謂“打倒孔家店”或“孔老二”，污衊的成份遠大於理性分析。以自己不懂的外來文化符碼，要打倒龐大而不可能消滅的文化傳統，結果必然造成難以收拾的歷史悲劇。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祇要我們繼續使用中國語言，我們就生活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裡，可是從1905年廢止科舉之後，所謂中國文化已經逐漸淪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集體潛意識之中。今天所謂的社會科學，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要想落實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破解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種難題，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對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有“相應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才能夠“中、西會通”，整合中國及西方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系統，才能建構出“含攝文化的理論”，使中華文化獲得進一步的開展。
基於這樣的見解，哲學雖然不是我專業，我仍然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回顧西方科學哲學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發展，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黃光國，2001）。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的主持人。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之後，該書之英譯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2015年，我從台大退休，受聘於高雄醫學大學，開始致力於組織“思源學會”，鼓勵年輕學者及研究生，深入思考並和我討論有關“中、西會通”的相關議題。最近我綜合過去多年的討論及研究成果，撰寫了一系列作品，說明我對於儒家文化系統的見解。依我的看法，先秦儒家思想內容包含“天道觀”、“關係論”、“心性論”和“修養論”。先秦儒家諸子對“天道觀”始終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說，儒家關於人倫關係的論述已經發展完成。然而，由於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內聖”之學，難以將自身建構成客觀的理論，來說明它自身，所以它的“心性論”在歷史上並沒有完成。
最近我出版《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黃光國，2019），該書指出：由於儒家的“心性論”在歷史上並沒有完成，所以宋明時期的新儒家才會分裂成陸王的“尊德性”和程朱的“道問學”。這個問題必須以榮格的“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為基礎，對《六祖壇經》的內容作“儒、佛會通”式的詮釋，據以建構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Hwang, 2018），才能獲得根本解決，儒家思想也才能進一步地開展。
《大學》和《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朱熹將之取出，又將《孟子》從《經》、《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提升到《經》部，連同《論語》，編成內容一致的“四書”，可以說明儒家有關“修養”的“一貫之道”，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但其微言大義卻必須藉助儒家關於“關係”及“心性”的客觀理論，才能獲得彰顯。基於這樣的見解，在《內聖與外王》一書中（黃光國，2018），我先以西方科學哲學的“外王”之道，建構出“四端”與“五常”的客觀理論（Hwang, 2018）；再整合榮格的“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建構出“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Hwang, 2018）。最近又以這兩個客觀理論模型為基礎，撰成《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黃光國，出版中），說明朱熹編訂“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家非常重視“學習”對於生命成長的意義，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它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有“發而皆中節”的修養，以達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儒家文化可以吸納西方文明，吸納的結果必然是“互利共生”，而不是“文明衝突”。
當然，中華文化傳統並不祇有儒家思想。在《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分析》中（黃光國，1995），我曾經分析過道、儒、法、兵各家思想，以及在東漢時期輸入中國的佛教。即使是兵家思想，也主張：“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二·善師篇·第十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呂氏春秋·卷七·孟秋記·禁塞》），絕不可能贊成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式的凌弱暴寡。
更值得強調的是：依照雷海宗在《中國文化及文化中國的兵》一書中的分析，從秦滅六國，戰國時期結束，漢、唐之後的中國，便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兵的文化”，這種現象尤其在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更為明顯。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中國變得“儒弱”不堪，所以在鴉片戰爭之後，才會變成西方列強欺凌的對象，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當然，任何一個文化都是不斷地在往前發展。以儒家文化之善於吸納外來文化的特點而言，它在跟西方文明接觸的過程中，也必然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到西方文明中某些“鬥爭”的形式。必須一再強調的是：這種鬥爭形式的使用，必然是以“致中和”的文化作底蘊，是防衛性而不是攻擊性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結論
最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今天香港“反送中”運動之所以爆發後難以收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完全保持英國殖民地的社會體制，沒有進行任何“去殖民化”的社會工程；而台灣的台獨運動之所以愈演愈烈，則是1994年李登輝掌權之後，全力推動“教育改革”，刻意搞“去中國化”，已經成功培養出蔡英文所謂的“天然獨”世代。
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在我看來，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攜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這才是真正的“築高墻”。如果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被西方理論所佔領，而華人學者竟無一策可為對應，這正是孔子當年所說的：“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