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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由合作轉為競爭，會否進一步惡化為鬥爭乃至戰爭，結局不應當是悲觀的宿命論，因為歷史最終還是由人來決定的。（法新社） |
中評社香港6月5日電／中國釋放出的“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觀點與當前特朗普政府救世主式的誇誇其談截然不同。所謂“文明衝突論”顯示出美國政策圈缺少理解中國現實的領導者，甚至在一些人看來，無需理解中國。文章編譯如下：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6月3日發表香港—亞太經合組織貿易政策集團執行董事戴維•多德韋爾的文章稱，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可能都在當記者，但從職業的角度，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名人類學家。
在我成為一名研究社會人類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大學生後，我全面地了解到，種族、社會、文化和語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我們的文明在應對共同問題的制度中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你可以想象，我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知識貧瘠的觀點會作何反應。她說，就中國而言，美國正處在一場與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中，而美國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鬥爭。沒有嗎？與日本沒有過這樣的鬥爭嗎？與俄羅斯沒有過這樣的鬥爭嗎？與伊拉克或阿富汗沒有過這樣的鬥爭嗎？
從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到中國的技術進步被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技術戰，現如今我們面臨文明的較量。斯金納顯然借鑒了塞繆爾•亨廷頓和彼得•納瓦羅的觀點。
但斯金納的觀點也建立在約翰•米爾斯海默理論的基礎之上。米爾斯海默認為，必須阻止中國發展，他說：“如果中國的經濟不發展，就無法將財富轉化為軍事實力。”
我們需要停下來想想這種荒謬的觀點——以及它正在滑向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經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軍事實力的渴望，那麼為什麼新加坡等富裕地區沒有在軍事上野心勃勃？如果財富使一個國家在軍事上更具威脅性，那麼為什麼一些貧窮的國家會如此好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