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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中美貿易戰長遠來看是好事
http://www.crntt.hk   2019-02-10 09:38:38
  中評社北京2月10日電/最近中央電視台採訪我,要我用老百姓的語言說說改革開放40年。40年前為吃飽飯發愁,現在有相當多的人為減肥發愁;40年前為擁有一輛自行車自豪,現在相當多的人有了自己的轎車,為堵車發愁。

  總結40年經濟發展經驗,根本的就兩點,一是從1978年開始,把以政治鬥爭為綱,轉變為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解決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市場機制不斷演化,現在改革開放40年後再出發,通過改革開放,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

  我認同劉鶴副總理的看法,不以一時一事來看。分析看待中國經濟的表現,如果從一時一事看,可能會感覺有一些困難,但是一旦把它作為一個歷史進程往前看,發展前景十分光明。

  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是沒人能想得到的。1978年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誰能想得到?誰能想到汽車工業,有這麼大的發展?在當時,都沒有預測到,現在依然是這樣。現在雖然中國經濟遇到些困難,但也不要過度擔心。

  講中國經濟,我還是按總書記要求,問題導向,成就我就不多講了。目前中國經濟的客觀情況就是,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企業經營困難有所加大。而分析中國經濟,要把握兩個“戰”,即外部的中美貿易戰,以及內部升級轉型的攻堅戰。

  中美貿易戰

  先講外部的中美貿易戰。

  目前美國的全球貿易逆差有5660億美元,按我們的算法對中國的逆差是2700億美元,按美國算法是3700億美元,中間相差的1000億差是在香港轉口貿易。確實中國占美國貿易逆差的比重是最大的。

  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根本原因是中美兩國的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而不是有意為之。小平當年講過,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六個字:人口多,底子薄。過去中國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且特別吃苦耐勞。中國的改革就是最開始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釋放大量農業勞動力。然後及時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三來一補加工貿易,把勞動力與資本結合。

  中國具備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但這恰恰是美國的劣勢。之前高的時候,美國平均勞動力成本是中國的20多倍,現在差不多是10多倍,這也就決定美國不適合幹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出口到美國,美國遍地中國製造。

  20多年前我到美國的時候,我兒子正讀中學,特別崇拜美國籃球明星,要我帶個美國籃球回來。我去商場看籃球,拿起來寫著一行小字中國製造,換了個商場,還是中國製造。我和商場售貨員說,請拿一個美國製造的籃球,售貨員說,對不起,真沒有。我沒有辦法,思來想去要信守承諾,就只有讓售貨員把籃球氣打足。我把這個打滿氣的籃球帶上飛機帶回國交給孩子,告之球是中國造的,但氣是美國打的,得以交差。

  貿易是雙方共贏,經濟學的說法是貿易雙方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中國在貿易中得到兩條:一是就業,二是發展。美國得到的好處,是進口的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商品,拉低美國CPI1-1.5%(牛津大學統計),使美國人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但是,我們要買的美國不賣,這是形成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中國最需要的高科技產品,美國不賣。我們把順差獲得的美元相當數量又購買了美國國債,支持美國的發展。

  中美雙方剛剛在G20會議就中美貿易剛剛達成階段性協議,雙方確定不再激化貿易戰。中美雙方要做兩件事,一是盡可能的縮減貿易逆差,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和石油天然氣。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的大動作。我剛才講要加大進口,從美國採購,來縮小逆差,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進一步開放市場。

  研究市場開放,可以說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就開始了,我個人也參與其中,包括自貿區究竟怎樣幹,負面清單如何列。中國開放市場,不光是對美國,也對其他國家開放。比如說自貿區,最開始在上海搞一個,後來增加到十個,再後來又加上海南。其實開放市場,外國最看重的不是製造業,不是汽車,而是服務業。中國服務業比重低,一是因為壟斷,比如電信、金融、保險、醫療等,沒有放開,還一個是因為人才缺乏,服務業最主要是要有人才。

  貿易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好事,可以來助力中國的開放。上海最初搞自貿區,當時的內在邏輯是通過列出負面清單,把我們開放的大門開得更大。但是因為剛開始摸索,負面清單剛拿出來的時候,限制不比正面清單少。

  我到過德國漢堡考察,漢堡的負面清單制度非常簡單,就四樣事情不可以幹。比如說第一條,不許製造和銷售武器;第二條不許印刷鈔票;第三條不許經營毒品;第四條限制一些特定藥品的經營。只有這四樣需要政府批准,剩下的不用政府批准。而且當時自貿區只在上海搞,全國其他省不要搞,希望上海搞出來後可複制。但後來發現,在開放問題上只有上海自貿區還是不夠,要多搞,要不斷地去碰撞去發展。

  可以說中美貿易戰之前,開放的大局已經定好了。在這個大格局上,研究怎麼進一步開放。包括這次上海進博會,其最終的目的,都是擴大開放。所以我覺得,不是接下來這90天,關鍵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大的一系列開放政策措施如何加快出台,抓住發展的機遇,這是關於第一個戰,中美貿易戰。

  中國很多事情,好日子的時候,變革的動力不強,反而是真正遇到一些困難和難題,才會有真正的進步。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可能也不會有小平同志1978年的改革開放。沒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也不會有後來一系列的市場經濟的完善,以及對市場的認識。回過頭來看,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外部的一些不確定性和撞擊,都應該看成是好事。

  內部攻堅戰

  再就是攻堅戰,中國經濟要從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增長。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9.5%,名列世界前茅。但下一階段,過去的高速度增長不可持續,也做不到。過去的高速度發展,靠的是三個大量投入:第一是大量資本投入;第二是大量資源投入;第三是大量人力投入。

  大量的資本投入,要刺激需求,最管用的辦法就是發行貨幣,老百姓的說法就是發票子。在2001年的時候,中國廣義貨幣M2是15萬億元;2017年是167萬億元,過去十幾年增長十多倍,這個倍數也是世界第一。但顯然,這麼多的票子會帶來經濟風險。

  按經濟學的原理,這麼多的票子,利率是要下行的。但恰恰相反,我們的利率是上行的。原因是雖然發行了這麼多的貨幣,但很多流動性是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相互創造產品,過一道坎加一道價,所以資本泡沫越滾越大。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實體經濟還是貸款難、貸款貴。李克強總理每次開會都講一個問題,就是說怎麼樣讓金融之水流向實體經濟。但就是這水很難流得過去。

  所以,黨中央國務院現在明確的講,我們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為什麼把中國經濟的著力點從過去的需求側轉向供給側,根本上就是因為這個風險的存在。李克強總理最近也是反覆強調,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大水漫灌,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大量釋放貨幣來追求增長速度。

  第二呢,過去我們更多依靠的是大量的資源投入,到處都在找礦挖礦,我們走的是一條高能耗高物耗的路子。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且我們的高能耗高物耗,伴隨的就是高污染。總書記在中央經濟會議上講了一段話,就是我們堅決不能再幹要錢不要命的事,不能犧牲資源破壞環境來追求速度。

  第三呢,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靠大量的勞動力。勞動力在過去是中國的一個比較優勢,但現在人口紅利消失。我講三個數字,大家就能把握我國的人口狀況。80後,就是1980年到1989年的新生嬰兒2.28億;我們是1983年搞獨生子女政策,然後到了90後(1990年到1999年),新生嬰兒降到1.74億;00後,只生了1.26億。

  30年後,我們孩子的數量減少了一個億,這不是小事。經濟學上對勞動力界定的年齡,是16歲到60歲。中國的勞動力,2017年比2016年減少378萬。體現在經濟上,就是我們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我們現在企業難,難就難在各項成本都在上漲,融資成本上漲,原材料成本上漲,環境保護成本上漲,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上漲。我剛才講,過去走遍世界,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都是中國製造,但是現在我們到國外買這類產品,越來越多是越南製造,柬埔寨製造,甚至是孟加拉製造。

  這些年,我到柬埔寨、菲律賓,清楚地看到這些國家都在學中國,學招商引資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出口,用低價格打天下。這些國家和我們現在比,勞動力方面有比較優勢。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中國工人平均工資的一半。

  我2017年去廣西調研,調研榨糖的甘蔗。雇人砍一天的甘蔗,如果是中國人要200元,雇不起了,因為一噸甘蔗才賣440元。後來我到了甘蔗田裡,當地的朋友說,不少砍甘蔗的都是越境過來幹活的越南人,砍一天只有70元。

  我到了中緬邊境瑞麗一帶,飯店裡洗碗端盤的都是緬甸人,工資1200元,但這在緬甸算高工資。我到柬埔寨看,柬埔寨工人工資平均100美元/月。

  我到江西贛州考察,有家造鞋的5000人大廠,已經搬到埃塞俄比亞去了。埃塞俄比亞工人工資300元,而在江西贛州,一個月3000元人民幣,還請不到人,還不包括五險一金。

  所以,為什麼說要轉型升級,過去低成本的道路到此為止,不可留戀?挺不過去啦!所以再不能通過大量的資本、資源、勞動力投入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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