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8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日前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孫冶方大講堂”時表示，認識新發展階段是理解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基礎。為了在新發展階段實現更好地發展，供給側與需求側都需要不斷深入推進改革。
蔡昉表示，貫穿“十四五”規劃綱要的主線是“三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認識新發展階段是理解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新發展階段的核心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高潮。縱向來看，我國已進入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開啟之年，處於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發展階段。認識新發展階段就是認識該階段的特殊機遇與挑戰。
蔡昉說，我國的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存在挑戰。從供需來看，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隨後進入負增長，該情況逆轉了我國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報酬率和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形成供給側衝擊。聯合國預測，2025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峰值，這將帶來需求側衝擊。近年來，我國的潛在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高度吻合，這期間沒有發生嚴重的需求側衝擊。人口紅利消失等同比較優勢喪失，製造業比重早熟型降低等現象，總體上仍屬供給側衝擊。供給側衝擊轉化為需求側衝擊主要表現為出口減速和投資意願減弱，人口負增長將進一步弱化需求因素。老齡化的現狀和老齡化的預期抑制了生命周期各階段人口的消費，帶來新的需求側衝擊。
從短視角來看，疫情衝擊了供需兩側，復甦瓶頸則是消費。疫情不但抑制了居民消費，還導致自然失業率提高。從長視角來看，我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是緩慢下行的，但在可見的未來仍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具體來看，2050年之前我國潛在增長率都將保持在世界平均值之上，緩慢地趨向“平均值”。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蔡昉認為，雖然老齡化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但是我國農村還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尚未轉移出來，今後農村勞動力轉移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潛力。在新發展階段，持續推動改革挖掘這個潛力，使其轉變為改革紅利，是保障我國潛在增長率的一個重要方面。
蔡昉表示，為了在新發展階段實現更好地發展，供給側與需求側都需要不斷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眼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獲得新動能。例如，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和處置僵屍企業，防止資源配置僵化或“逆熊彼特”；阻止製造業發生早熟型萎縮，避免資源配置退化。需求側改革著眼於促進雙循環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結構，保持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同步；改善收入分配，打破阻礙消費的分配效應；加大再分配力度，實質性縮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差距。
同時，為了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應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提倡終身學習，提高勞動參與率，健全更加普惠的養老保險制度。如果能夠做到以上幾方面，我國潛在增長率就可以達到高位預測的結果，需求側因素能夠為實現潛在增長率保駕護航。屆時，按世行標準，我國2025年進入高收入行列（人均12535美元），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23000美元）的目標就可以實現。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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