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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 |
中評社╱題：中評社的“一國兩制”大局思維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
中國評論通訊社是立足於香港的智庫媒體，主要生存發展在“一國兩制”的社會當中。在港言港，中評社當然就要研究“一國兩制”，而且必須具備“一國兩制”大局思維，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香港主流媒體的責任。總結而言，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中評社關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大局思維形成了兩種思維的組合，一是以辯證思維來指導“一國兩制”的新聞傳播，二是以大數據思維來推動“一國兩制”的新聞傳播。
一、中評社“一國兩制”大局思維中的辯證思維
與很多香港的本地新聞媒體的認識不同，在1997年籌辦《中國評論》月刊之時，我們就開始研究“一國兩制”的辯證關係，並獲得了這樣的基本認識：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是本與末、源與流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後來明確的一國是本、兩制是枝、本固才能枝榮的關係。“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求一國之大同”和“存兩制之大異”均不可偏廢。因此，23年來中評社的所有新聞輿論及新聞報道沒有在“一國兩制”道路上出現迷路現象，中評社所有涉及香港問題、“一國兩制”實踐問題的觀點文章，都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此外，中評社涉及香港問題的新聞及評論文章，離不開辯證思維，其中的三種思維，已經成為中評社“一國兩制”大局思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創新思維。創新思維是指以新穎獨創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通過這種思維能突破常規思維的界限，以超常規甚至反常規的方法、視角去思考問題，提出與眾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產生新穎的、獨到的、有社會意義的思維成果。其中包括差異性創新思維、探索式創新思維等等。我們認為，“一國兩制”是新的社會實踐，“一國兩制”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創造性思想的成就，甚至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曾贊嘆說:“我認為，從歷史的觀點看，‘一國兩制’是最富天才的創造。這種構想看起來是簡單的想法，但卻是充滿想象。”鄧小平曾說：“我們不能都跟在人家後面走，要有自己的創造。要敢想、敢說、敢幹，富有創造性。”習近平也肯定地說：“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由此可以知道，沒有創新思維，就不會有“一國兩制”的偉大創新構想。
這就充分說明，在香港新聞報道工作中，中評社必須以創新思維來作指導。其一，因爲“一國兩制”是偉大創舉，如果還是用傳統思維、舊思維來審視香港的發展變化過程就會有思維誤區，就可能會在新聞輿論上拖後腿，乃至發生干擾“一國兩制”創新實踐的問題。其二，在“一國兩制”構想的基礎上，最爲重要的是落實，如何落實也需要充滿創新思維的運用，否則就是空談。如在2019年2月由中央制定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印發，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部署、推動的國家戰略，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動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這反映了國家改革開放永遠不停步的決心。第二就是從香港的角度來講，豐富“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實踐。這是給香港提供了更大的發展機遇，也可以通過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這就是落實、豐富“一國兩制”的新思維。據此理解，中評社必須在第一時間站出來支持。這與一些抱持懷疑態度、敵對立場的香港媒體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方式。
2，問題導向思維：問題導向思維是指基於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思考解決問題的認知加工過程。我們認為，“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在具体的實踐中不可能不會出現問題，“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就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如果認為香港在回歸之後就會一帆風順地發展下去，未免太過於天真。所以，如何堅持問題導向，正視問題，找準問題，為解決問題提供意見與建議，也是中評社應該有的媒體責任。23年來，中評社通過評論文章、專家論壇、大數據報告、數據新聞等形式，不斷為香港找問題，更重要的是找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舉例而言，2003年我們把已經舉辦過的15場思想者論壇、30多萬字結集為《香港前途的冷靜思考》一書，在香港回歸6年來的“一國兩制”實踐中找出了系列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困境、合作難題等等。如在“香港政治危機的思考”一章中指出：公務員與內地的疏離感大、香港政府決策被架空、僅僅靠資產階級治港是錯誤、政治生態正在摧殘“一國兩制”。現在重讀18年前的問題分析，仍然感覺觸目驚心，中評社當時的判斷與與香港後來的發展變化高度吻合。事實上是，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並且不斷積纍，終於爆發，幾乎不可收拾。但無論如何，中評社的問題導向思維確保了自己的新聞思維的正確性，不會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為例，這就是典型的問題導向思維的成果。2019年香港發生了“反修例”運動，面對肆無忌憚的打砸搶燒等暴力活動，香港相當大的民意期待解放軍駐港部隊出來鎮暴。但是中央方面從社會運動變質的問題，看清楚了西方及反對派企圖藉此顛覆政權的真實目的，最後採取了兵不血刃的法律行動，一舉壓制了猖獗的分離勢力。如果不是以問題導向思維來思考香港問題，就會被激怒，從而做出對香港大多數市民最爲不利的硬動作來。可以說，如果當時出動了軍隊，就有可能徹底毀掉“一國兩制”。現在運用法律手段，則使香港的“一國兩制”繼續得以最健康的落實運作，確保50年不變。在整個過程中，中評社從大局出發，積極找問題，不畏浮雲遮望眼，不盲目悲觀，也不盲目樂觀，堅持實事求是，為香港最大的安全穩定需求提供客觀公正的意見與建議，做出了獨特的而且無愧於心的積極貢獻。這個寶貴的經驗，要記住，要傳承下去。
3，底線思維：底線思維要求我們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增強憂患意識，認識把握新情況新問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有效防範、抵禦、應對、化解各種風險。長期以來，港人治港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底線思維的缺失，比如把國家利益與香港利益對立起來，完全沒有香港也要為國家安全盡責的任何想法，香港國安法23年都立不起來，導致香港的管治沒有底線、香港的教育沒有底線、香港的社會意識沒有底線，結果就是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
内地的港澳問題專家齊鵬飛分析說：港澳回歸20多年來，“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事實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然而，近一段時間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甚至出現了“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回歸20餘年來，香港社會有一部分人對於“一國兩制”根本宗旨之“兩個基本點”，僅僅認同和接受“兩制”的一面，而不認可、不接受“一國”的另一面，事實上是對“一國兩制”方針，進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他們中的少數極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回歸以後、在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後，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某種範圍內使“資本主義香港”與“社會主義祖國”有效隔離或分離，使香港擁有“完全的政治實體”或“半政治實體”的超然地位。從“香港價值至上論”、“香港利益至上論”一直到“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自決論”、“香港獨立論”，在“反共又反華”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在他們的背後，還有某些西方勢力在遏制和封堵中國和平發展的影子。①我們清楚地知道，“一國兩制”的底綫在哪里是各個方面都知道的，如果治港者麻木不仁，忽視了底綫，那麽破壞者就會得寸進尺，不斷試圖突破底綫。有中央的把持，底綫不可能被突破，但是防備不牢的話，治港者就會損失慘重。
我們看到，一直到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線思維，才驚醒了香港各個方面。作為智庫媒體，中評社在涉及各個方面的新聞報道上都格外注意運用底線思維，在香港問題上當然也有所把握。底線思維的運用使得中評社的“一國兩制”大局思維多了穩重的深度思考能力，少了盲目的樂觀情緒，這是需要繼續築牢的思維。
必須強調，中評社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是予以高度肯定的，我認為要在歷史的經緯坐標中正確評價香港的回歸：首先，香港回歸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必然回歸，必然演進，必然成功。其次，香港回歸是與內地逐步融合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過程，需要磨合，有問題但不會是不可克服的問題。第三，香港回歸是整體經濟實力獲得大提升的歷史機遇。中評社是支持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智庫媒體，在有關新聞報道活動中，必須運用辯證思維。
二、中評社“一國兩制”大局思維中的大數據思維
作為智庫媒體，中評社是比較早進行大數據系統運用的，用大數據思維來推動香港問題的報道，是中評社的特長，其中四種公認的大數據思維，讓中評社受益匪淺，這就是張義禎專家2015年1月26日在《學習時報》上發表的《大數據帶來的四種思維》中所提及的。
1，總體思維：總體思維是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徵，在大數據時代，隨著數據收集、存儲、分析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我們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動態地獲得研究對象有關的所有數據，而不再因諸多限制不得不採用樣本研究方法，相應地，思維方式也應該從樣本思維轉向總體思維，從而能夠更加全面、立體、系統地認識總體狀況。中評社自行開發的大數據系統，能夠全面地、合法地採集香港社交媒體的真實數據，有利全面掌握香港社會民意的變化趨勢。很多問題，用過去的慣性思維來看的話，會得出與大數據總體思維非常不一樣的結果。
這個時候，中評社更多向大數據總體思維傾斜，就能夠有效迴避結論偏頗的尷尬。《孫子·謀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在當代，大數據的總體思維就是能夠讓自己真正地知己知彼的思維方式，沒有總體思維，就會沉浸在同溫層而不自知，所做的判斷、結論，甚至所表達的新聞觀點，都可能會離題千里，脫離實際，不知所以。
2，容錯思維：大數據時代，思維方式要從精確思維轉向容錯思維，當擁有海量即時數據時，絕對的精準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標，適當忽略微觀層面上的精確度，容許一定程度的錯誤與混雜，反而可以在宏觀層面擁有更好的知識和洞察力。中評社通過大數據系統，充分收集在傳統的社會調研中忽略的輿情數據等等，並積極總結分析政治大趨勢，因而很多分析的提前率、準確率遠遠走在其它新聞媒體甚至專門智庫的前面。
中評社的實踐體會是，容錯思維是更好的包容思維，如果對於香港的各種“一國兩制”實踐活動都以先入爲主的所謂精確判斷為皈依，就有可能會讓主觀主義猖獗，反而看不到真實的問題。當然，容錯不是唯一目的，容錯與糾錯是呈辯證關係的。有容錯的思維，才會有糾錯的能力。如何在容錯的過程中糾錯，是中評社長期關注的重點。
3，相關思維：大數據的出現在某些方面讓人們放棄了對因果關係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係，人們衹需知道是什麼，而不用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必非得知道事物或現象背後的複雜深層原因，而衹需要通過大數據分析獲知是什麼就意義非凡，這會給我們提供非常新穎且有價值的觀點、信息和知識。也就是說，在大數據時代，研究“一國兩制”的思維方式要從因果思維轉向相關思維，努力顛覆傳統思維模式和固有偏見，才能更好地分享大數據帶來的深刻洞見。
中評社在通過大數據分析香港問題的時候，深受相關思維的助益，發現了很多傳統智庫或媒體無法發現的問題。比如在2019年香港問題爆發之後，港台之間的勢力活動加劇，於是乎，是“台獨”影響了“港獨”，還是“港獨”助力了“台獨”，成了智庫研究的熱門問題，如果衹用因果思維，那就會說不清楚，但是用相關思維來看待、並輔之於因果思維的話，問題就迎刃而解。中評社作爲智庫媒體，長期使用相關思維來指導智庫研究工作，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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