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群體免疫法”的總設計師和堅決維護者是瑞典公共衛生局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和瑞典公共衛生機構的顧問約翰·吉斯凱（Johan Giesecke），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員和政府的首席醫學專家，後者曾在歐洲疾控制中心任職。按照瑞典法律，在涉及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瑞典公共衛生局的權力和權威性凌駕於首相和政府之上。泰格內爾的自信令人不可思議，即便瑞典首相勒文也無可奈何。泰格內爾堅稱“群體免疫法”適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辦法。而吉斯凱則在公開談論中充斥著諸如“‘我對此有直覺’以及‘其他所有國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錯誤的’自我至理名言”，兩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頗有地位和權勢。
瑞典的所謂“群體免疫法”抗疫，簡單說就是國家與社會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當局雖也提倡“社交疏遠”，但工廠企業繼續開工，除少數例外，瑞典的酒吧、咖啡館、餐館、俱樂部和商店一直開放到了今天；學校照常上課，孩子們不用呆在家裡，如果身體不舒服可以請假，感覺舒服了隨時可以回校；原則上不搞病毒檢測，即便是對醫護人員也不進行病毒檢測，除非本人有要求；對年輕一些的人基本放任自流，僅對養老院等老人實行相對隔離。面對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們自願的社會疏散措施來吸引和增強公眾的自我約束感”。
結果怎樣？據截至4月30日午夜的全球疫情統計，瑞典的疫情嚴重度排名全球第21位，已報告確診病例20，302例，死亡病例2，462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死亡病例更少，與周邊的丹麥、挪威和芬蘭幾國大致相同，但現在與這些相繼採取嚴控措施的國家的疫情相比已經嚴重很多。丹麥確診病例為9，158例，死亡僅443例；挪威確診病例7，710例，死亡207例；芬蘭的確診病例僅4，995例，死亡僅206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