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四海連動”下的中美競合關係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作者指出，東海、南海、黄海和台海，曾被視為冷戰後東亞地區具有戰爭危險的四個爆炸點。它們看似各自獨立，但又相互影響，存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四海連動”。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有可能因“台灣問題”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台灣也會因“重美輕中”，面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
一、前言
鄧小平於1985年3月4日接見日本訪客時表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但面對“八九事件”和“蘇東劇變”，鄧於1990年3月3日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則明白指出“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並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2〕鄧小平當年的精闢論斷，已反映在冷戰後的東亞變局。
東海、南海、黄海和台海，曾被視為冷戰後東亞地區具有戰爭危險的四個爆炸點。它們看似各自獨立，但又相互影響，存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四海連動”。
上述地區鄰近中國大陸周邊，攸關中共戰略安全利益。因此，從十八大以來，中共就把拓展周邊睦鄰友好關係，提高到一個相對重要的水平，至少居於和“大國關係”等量齊觀的地位。例如，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不久，即於2013年10月24日，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習在會中提出以“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思考周邊問題，並強調要“謀大勢、講戰略、重運籌”。〔3〕中共十九大報告論及新時代的對外工作重點任務時，也強調“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4〕
習近平重視周邊安全，希望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來完成他“兩個一百年”的民族復興目標。大陸學者閻學通認為，維護周邊地區的穩定，是中共“預防性”的戰略利益。因為周邊地區的政治不穩定，或是發生軍事衝突，有導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後果。〔5〕而學者阮宗澤則認為，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兩個不變”：一是“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二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6〕顯示中共對自我發展及在國際社會的角色，仍具“韜光養晦”思維。
“韜光養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避免衝突，尤其避免與區域內的強權形成對抗。閻學通曾以美國為例，認為中共如與美國形成對抗關係，則中國大陸的戰略安全利益將受到全面威脅：第一，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合作中強化日美聯盟，以日本平衡中共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共則失去利用日美矛盾的可能；第二，會造成美國加強對中國大陸分裂勢力的支持，使中國的統一安全受到威脅；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共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7〕由此可見，中美對抗對於中共外交利益的損害，會特别反映在中國大陸的周邊地區。
二、美國亞太戰略
美國在“911事件”後展開外交戰略東移，東亞是其重要的對外政策目標，而中共則被視為主要的對手。儘管有人認為，歐巴馬時期的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是以應對中共挑戰為戰略目標，但歐巴馬政府於2015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還是強調要和中共發展一個“對雙方人民、地區和全球有利的建設性關係”。〔8〕川普上台後，在他2017年12月任內推出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把中共視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9〕並在年度《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10〕
為何川普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和中美關係的看法，會出現較其前任如此顯著的變化？我們在此引用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認為，這是由於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王緝思和李侃如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11〕綜合上述三項因素，我們認為：
第一，中共實施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已對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共採取的“和平演變”戰略，形成了重大的挑戰；換言之，中共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仿效美國引以為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並且成為世界舞台的要角。
第二，中美綜合實力的對比已發生變化。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已對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形成有力挑戰。例如，美國擔心“一帶一路”建設將使中共走向海洋，進而挑戰美國傳統的海上強權地位；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製造業在市場的競爭力，已對美國的傳統優勢形成挑戰；隨著中共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也將動搖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權地位；更重要的是，習近平上任後強調“文化自信”，讓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受到挑戰，形成了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筆下的“文明衝突”。美國特别重視中共和俄羅斯花費鉅資，運用諸如人文交流、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等各種手段，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和觀念。美國學者認為，這種影響既不像“硬實力”那樣具有強制性，也不像“軟實力”那樣具有“魅力攻勢”，因此他們稱之為“銳實力”(sharp power)。〔12〕
第三，川普的政策取向雖缺乏足夠的穩定，但他個人抗拒全球化的態度卻非常明顯。例如，川普強調美國並沒有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多邊協議獲利，故主張以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來達成“美國優先”的目標。
雖然川普經過與習近平的多次會晤後，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大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和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了建立“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畢竟這衹是曇花一現的美景，中美關係還是呈現嚴重的“戰略互疑”，歸根結柢，還是因為美國對於“中國崛起”存在的疑懼。
為了維持其在亞洲的霸權地位，美國運用下列經濟、軍事和聯盟體系等傳統對外政策工具，來對中共進行全面性的戰略圍堵。
在經濟領域方面，川普先以“301條款”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再以“中興通訊事件”為工具，把戰場擴至科技領域。雖然雙方一度達成“停戰協議”，但川普的商人性格，不會讓他輕易放棄手中擁有的經貿牌。白宫於2018年6月15日宣佈對500億美元大陸進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13〕中共有備而來，隨即還以顏色，一場貿易戰爭看似難以避免。
在軍事領域方面，川普持續加強美國軍力，並在大陸周邊地區展開軍事部署。川普在《國情咨文》中呼籲國會廢除2012年通過的自動減支措施，為美軍提供充足軍費。〔14〕2018年美國軍費增至7,000億美元，係2005年後最高金額，提出包括新武器採購、美國核力量更新及美軍官兵待遇改善等計畫。其中，人工智慧（AI）運用於軍事領域尤受關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國海權中心主任克羅普西(Seth Cropsey)指出，中共與美國盟邦在太平洋的領土爭議加劇，凸顯了維持美國海權的緊迫性；中共若取得掌控太平洋第一島鏈地區的能力，將不利美國與其盟邦的協調，屆時中共或將成為亞洲國家的貿易與安全夥伴。〔15〕《華爾街日報》曾引述美軍匿名人士表示，為應對中共軍力迅速崛起，美國國防部考慮於東亞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隊(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MEU)。〔16〕美國2018年1月公佈《國防戰略報告》後，加強美軍在亞洲駐軍，立即成為美國國防部的首要工作。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李察遜(John Richardson)2017年12月聲稱，美國海軍可調遣其在東太平洋的艦艇，來增援美國在亞洲的軍力。李察遜表示，美國為應對中共在南海與亞洲地區日增的軍力行動，已加重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任務負擔。〔17〕
最後，美國以強化和日韓等盟國的聯盟體系，特別是擬議籌組以印度為主的印太體系，來對中共進行海陸兩面包抄。川普在2017年11月展開的亞洲之行中，一改華府過去慣例，以“印太”來取代“亞太”的用語。〔18〕其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早於2016年8月，在肯尼亞非洲發展會議發表演講時，就已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19〕美日澳印官員於2017年11月於東協馬尼拉峰會會晤，並於2018年再度晤談，以推動“四方對話”的進展。〔20〕
新加坡學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三個目標：一是確保區域秩序由國際法規而非國家力量決定；二是確保自由貿易與自由航海權；三是支持東亞與東南亞的小國，以維持前兩項原則。〔21〕
三、中美在朝鮮半島的競合關係
朝鮮半島的核心問題是美朝關係，幕後因素則是中美角力。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2002年1月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將北韓連同伊拉克及伊朗，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國”，〔22〕並威脅要對北韓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並排斥與北韓接觸和進行雙邊會談。歐巴馬出任總統前後，曾多次批評小布什政府的對朝強硬政策，並在上任後表示美國政府願與北韓接觸。前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歐巴馬政府的對朝政策是“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即把對北韓的接觸保持在一個最低的限度。川普總統就任後強調，不會繼續對北韓“戰略忍耐”，而是以“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取而代之，也就是加大對北韓軍事和外交壓力，並領導國際社會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但美國國內許多人反對川普的對朝強硬政策，川普最後決定經由談判來促使北韓棄核。
美國希望以雙邊談判取代“六方會談”，考慮因素之一就是避免中共在朝核談判中取得主導地位。美國戰略家認為，中共雖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但卻以美中戰略競逐為主要考量。美方判斷無論朝核危機是否消弭，北京均會聚焦鬆動美日韓同盟。為了避免美國在美中戰略競逐中屈居劣勢，美國智庫人士建議政府勿以撤軍南韓，作為和北韓的談判籌碼。
在中共方面，朝鮮半島古來即為中國大陸的戰略緩衝地區，中共基於周邊安全利益，希望朝鮮半島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局面。中共係北韓唯一盟邦，雙方維持長期的意識形態連結。北韓依賴中共的經濟援助，對中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高達90%。另一方面，南韓雖為美國的堅強盟友，但從中韓建交後，雙方的經貿關係即大為加強。
中共試圖對南北韓採平衡政策，但因北韓不滿中共加入對朝制裁行列，以及南韓境內部署薩德(THAAD)問題，而使中共與兩韓的關係一度陷入低潮。
韓國亞洲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主任金興奎(Kim Heung-kyu)曾表示，“鑑於朝鮮近年來的挑釁，習近平政府實際上已經在為朝鮮的不穩定以及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做準備”，他認為“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抛棄了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盟友的遺產，著眼自己的國家利益，尋求同時提升對韓朝的影響力”。〔23〕事實證明，經過中共與南北韓各自的努力，中韓和中朝關係都獲得重大的改善。
南韓總統文在寅認為，因朝鮮核導彈威脅，使南韓無法撤回已部署的薩德系統，但不主張追加部署，對此中共雖不滿意，但可接受；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則充分理解，中共是其政權安全的最大保障，中共的支持是他進行外交談判最有力的籌碼，故也積極修補他和中共的關係。在金正恩透過文在寅與美國進行的外交談判中，中共即在幕前幕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韓世宗研究所企劃本部長鄭成長(Cheong Seong-Chang)表示，中國參與制裁是施壓朝鮮願意和談的關鍵第一步；金正恩兩次前往中國訪問，在無核化路線圖問題和戰略轉型皆獲得中國支持，是金正恩放心大膽前往新加坡的第二步。沒有中國支持的無核化路線圖，沒有中國支持的美朝安全保障條件交換，朝鮮是不敢貿然接受的。作為朝鮮唯一的軍事同盟國，中國是一旦美國毀約之後唯一可以為朝鮮提供安全支持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支持是朝鮮能夠和美國和談的基礎和支撑。
無論“川金會”達成何種共識，未來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安全保障，都離不開中共的影響範圍。美國學者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引述一些中共分析家的看法認為，北京將是未來和平協議的“保證者”(guarantor)，可監管美國最關切的去核過程，同時向金正恩保證，即使棄核其政權仍將穩固。中共扮演的“保證者”角色，使它得以維持在美朝之間的影響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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