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到條約精神引領規範下的中日關係實踐方面，楊伯江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奠定了中日關係的政治法律基礎，為中日和平合作提供了依據和保障。條約所確立的各項原則，在不同歷史時期中日關係的實踐中得到繼承並不斷發展，共同匯成“條約精神”的總內涵，對兩國交往與合作起著根本指導與規範作用。歷史用了40年的時間證明，中日關係發展得順不順、問題處理得好不好，與對條約精神堅持得好不好成正相關關係，忠實踐行條約精神是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關鍵之所在。首先，它管控突出敏感問題，細化規範涉台立場。第二，它順應全球化時代潮流，拓展雙多邊發展空間。第三，它把握關係發展大方向，抓住深化合作新機遇。
2017年以來，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化給中日關係外部環境帶來重大影響。美國特朗普政府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包括中日在內的多個貿易夥伴普遍造成壓力，給世界經濟前景蒙上陰影。被稱為“冷戰活化石”的朝鮮半島局勢明顯鬆動，東北亞地區醞釀“地殼變動”。中日關係面對新情況，共同利益上升，合作需求增大，抓住機遇推動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成為雙方共識。安倍內閣一改此前的消極觀望態度，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轉趨積極，多次表示願與中方共同探討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展開合作。
2017年11月，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在與日本領導人的會談中，分別敦促對方提升雙邊務實合作水平，積極推進區域經濟體化，推動“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合作盡早落地；強調中日應抓住對方發展的機遇，著眼大局，加強經貿投資等互利合作，探討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至年底，日本政府各部門提出並匯總了“日中在第三國民間經濟合作”方針，相關合作正式啟動。中日關係由此企穩向好，並可望借助“廣闊平台持續深化擴大合作，最終帶動兩國關係全面重返正常發展軌道”。
對於新形勢下發展好中日關係的思考，楊伯江表示，確立於《中日和平友好和約》、在此後中日關係不同發展階段得到豐富和發展的條約精神歷久彌新，在新形勢下更顯生機與活力。其基本內涵概括起來包括：正視和正確認識歷史；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堅持和平相處，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兩國不稱霸，也反對任何其他國家謀取霸權；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堅持“求大同，存小異”。條約精神對當前及今後中日關係發展具有根本指導意義，其深刻內涵有待中日雙方繼續共同挖掘、深入領會、忠實恪守、繼承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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