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沃繆勒（Adrian Vermeule）注意到這種可能性。他在X上發帖說：別忘了，“衹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國”，正是因為眾所周知，尼克松是一個強烈的反共分子。如果馬可·盧比奧與俄羅斯或中國談判達成協議，該協議將更具可信度，這正是因為盧比奧以鷹派著稱。“尼克松訪華”效應為達成對外協議創造了“更多”國內政治空間。
長期在中國生活的法國企業家和時事評論員貝特朗（Arnaud Bertrand）贊同沃繆勒的看法。他在沃特勒的帖子下評論說，如果有人想保持樂觀，這可能是特朗普新一屆極端對華鷹派政府的一線希望：衹有他們能與中國達成協議，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被指責為“對中國軟弱”。
然而從消極面看，貝特朗承認，這一次與尼克松時代不同--中國是美國的主要目標，而不是蘇聯，因此達成協議的地緣政治動機減少了。不過，因為歐洲的戰略自治正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就像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尋求從蘇聯的影響中獨立出來一樣，歐洲今天可能會尋求制定自己的路線，最終從20多年來的黑暗中解脫出來。
沃繆勒顯然也贊同貝特朗的看法，在X上反推了貝特朗的評論。也就是說，特朗普第二任政府若極端抗華，反而會疏遠許多不想在美中之間選邊的美國盟友和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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