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台灣問題上需要做的是，讓雙方都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的軍事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需要通過協商解決，需要在沒有針鋒相對、軍備競賽或競爭引發軍事行動與反行動的情況下來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危險是，雙方都強調軍事威懾，而不是強調再保證，不是通過可靠的方式來再保證雙方的切身利益不會受到威脅。
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華盛頓的一些人將台灣視為美中戰略競爭中的戰略資產。這意味著他們認為台灣應該被刻意與中國隔離。我不是說美國的政策已經是這樣的，但我想說的是，有些人認為，在美中關係惡化的背景下，台灣具有戰略價值，因此我們必須確保中國永遠無法得到它。如果美國官方採取這一立場，那將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明顯違反，將導致與中國的衝突。那是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去抵制的做法。
與此同時，北京需要重新評估如何與台灣和美國打交道，因為當前的“一國兩制”概念不可行，不適用於台灣，台灣人不會接受。北京需要重新評估，以新的方式重新定義它。北京不必刻意強調軍事演習，而應強調更多的對話。他們需要願意與美國就此進行對話，需要在沒有接受“台獨”的情況下，願意與民進黨中的溫和派進行對話，讓民進黨中溫和的領導人明白：他們需要保持溫和，不支持激進派別或美國推動的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的事情；台灣不想捲入美中之間的戰爭。
中評社：如果美國國會通過“全面戰略競爭法案”，您是否擔心美國政府保持控制台海問題的戰略模糊性的回旋餘地將變得更小？
史文：我們得看最終的法案中到底有什麼，因為整個國會還沒有採取最後行動。不管最終法案是什麼，行政部門將繼續捍衛其作為美國負責外交政策的主要實體的特權。國會不負責外交政策，是行政部門負責外交政策。國會可以在外交政策的資金方面對行政部門施加某些限制，或者迫使行政部門做某些事情，但行政部門並不是每次都有義務去做國會想要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