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圖為杭州超市內的澳大利亞紅酒。（法新社） |
中評社香港6月28日電／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目前處於幾十年來的最低點。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和自信，澳大利亞政治精英的共識迅速轉變。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6月22日載文《戴維•布羅菲談澳大利亞“中國恐慌”的替代品》，文章說，悉尼大學中國現代史高級講師戴維•布羅菲在接受外交學者網站記者采訪時談及澳大利亞圍繞中國的公開辯論出現鷹派傾向的原因，及其對澳大利亞華人產生的後果。
鷹派與種族主義共生
記者問：澳大利亞專家和決策者對中國看法的負面轉變在很多方面與美國類似，尤其是在時機方面。您認為澳大利亞與中國的對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趨勢，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國內政治和文化動態？
布羅菲答：顯然一直在進行對話，但我并不認為澳大利亞的立場直接反映了美國的趨勢。在華盛頓表示希望通過“轉向亞洲”戰略對抗北京之後，澳大利亞仍樂於繼續從對華關系中獲益。我認為，澳大利亞作出這一轉變更多地是為了回應一種隨著特朗普當選產生的看法，即面對中國崛起，美國要麼不願、要麼無力維持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我沒有過多地利用文化來解釋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但顯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合理的，即如果中國不是一個我們長期妖魔化的亞洲國家，澳大利亞對中國態度是否可能出現如此迅速的轉變？如今，鷹派外交政策和國內種族主義無疑存在於危險的共生關系中。在新冠病毒疫情暴發後，將澳大利亞華人看作第五縱隊的偏執與同樣長期將亞洲人看作危險疾病攜帶者的理念，交織在一起，創造了一種現在有自己生命的有毒混合物。
問：您對目前澳大利亞關於中國的公開討論深感憂慮。您的主要擔憂是什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