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中國哲學學科發展一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不會通中西，是沒有出路的。郭齊勇先生指出，“百年來，在中國哲學學科建立、發展的過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但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並不意味著以西方哲學來裁剪中國哲學，也不意味著失去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郭齊勇先生一方面特別重視中西哲學之間的互動和會通，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對中國哲學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兩者之間看似有距離，實則深度一致。因為對話和會通必須在兩個平等主體之間進行，如果沒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為平等對話的一方。
他對中國哲學特殊性的思考，特別體現在對中國哲學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這種概括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從西方政治正義的視角來看待儒家，注重中國哲學研究中經典詮釋方法學的展開。這是一種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特征多一個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學之間多一層交流和會通，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更好地促進中國哲學的發展，甚至揭示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對世界哲學的貢獻。
思接古今
以現代的視角來理解傳統哲學思想的意義和價值，是郭齊勇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又一大特點，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直接回應現實社會人生存在的問題。郭齊勇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哲學研究存在七大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就是“現實向度不夠”，並且期待中國哲學能創造性轉化，中國哲學的智慧能參與現代化，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他提出，“現實向度”不僅僅意味著以現代視角進行研究，而它本來就是傳統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中國哲學家看來，生活於現實世界中，照樣可以超脫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現實世界中完成、實現。”
除了回應現實，他還積極從正面闡發和推動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討論儒家政治哲學及其正義論時，郭齊勇先生進一步指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觀念、制度、實踐、民俗諸層面）的許多遺產，值得人們認真地思考與創造性轉化”，在介紹《禮記·王制》中的有關理念與制度安排時，作者特別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極有人性化的制度”，還“涉及今天所謂社會公平公正的問題”，“這些資源至今還有進一步作創造性轉化的價值與意義”。
郭齊勇先生常謙稱“守先待後”。他守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脈。而真正的“守”並不那麼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體會其精神，並在現代社會延續其命脈，才是真正的“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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