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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 |
三、王曉波與李登輝路線的分化
前面所述，就是王曉波和李登輝所走的路線不同的地方，一個掌權者，為了國家發展，必須以資本家為優先，沒有菁英型的企業家精神存在，國家經濟就不可能拉動起來，勞工階級的生活保障也會變成海市蜃樓。
但是知識分子可以單純地去關懷勞工，甚至反對資本家的剝削。所以，角色的不同，王曉波後來走向“左統”，而李登輝在沒有跟國民黨訣別之前，他應該是屬於“右統”，跟連戰一樣，都是住豪宅、擁有資產的“右統”。
當然，李登輝後來會從“右統”走向“右獨”，也是因為他是掌權者使然。
在蔣經國過世之後，李登輝初接班，面臨的政治風險極高，這在歷史上都已經很清楚，蔣家“宮廷派”想要推翻他的風險是存在的。尤其是蔣宋美齡那篇“我將再起”的宣言，如果“宮廷派”當時能夠團結一致，要讓李登輝下台，其實不難。
衹是，“宮廷派”畢竟還是有許多人跟權力沾上邊，甚至本身就是權力核心之一，要他們冒可能失去權力的風險，去跟隨已經沒有實質權力的蔣宋美齡搞鬥爭，誰也不願賭這場局，蔣宋美齡最終衹能黯然地赴美養老了。
沒有了蔣宋美齡這張“皮”，“宮廷派”的“毛”又將焉附？所以，李登輝1990年權宜地跟林洋港說一聲：“這次給我，下次讓你。”沒想到林洋港還真的信以為真，以為下次的總統選舉時，李登輝就會把機會讓給他選。
林洋港沒料到的是當時還6年一任的總統職位，竟然在李登輝的國家改造中風雲變換，也就是把原先由國民大會間接舉行的總統選舉變成民選，這就讓李登輝有藉口再選一次。所以，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時，林洋港跟郝柏村搭檔參選正副總統，雖然打出“誠信”兩字來直指李登輝背信，但已經時不我予，林洋港民間的聲望再高，失去一次的機會，就不可能推倒重來。
相對的，李登輝初掌國家機器，在面對“宮廷派”可能奪權的危機下，他必須尋求可依靠的力量，也就是想辦法把國家機器的力量跟民間社會的活力結合，才有辦法抵抗來自“宮廷派”的反抗。
可惜的是，台灣的民間社會的政治活力，原本就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市民社會”，一個就是“派系社會”。
“市民社會”所包容的一些新興中產階級，以及“新社會運動”所產生的諸多新興團體，如環保、婦女、消費者等各種新社會所產生的新問題，必須由新興的社會團體來承擔單一議題的責任，而這塊新興的政治、社會、經濟領域，都已經被民進黨所獨佔，李登輝想以國家的力量介入，已經找不到空間。於是，他衹能回頭結合原本大部分就是由國民黨所掌控的“派系社會”，這些“派系社會”其實就是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所豢養的地方派系群體。
在威權體制之下，這些地方派系可以在國家機器的操控之下，在地方的府會輪流執政。但是，民主化以後，輪流執政的規則被打破，於是派系衹能利用金錢，或者跟黑道結合，以便繼續維持他們在地方上的特權。這就是為何在李登輝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會出現“黑金政治”之因。
因此，李登輝會把“民主化”說成是一種“本土化”，其實是因為李登輝必須透過民主化的手段，重新整合地方派系的“本土力量”來支持他的國家機器，所以民主化其實是在李登輝改造國家機器的過程中，扮演一種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單純的具有價值性的目的，這是歷史的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偶然之因，是因為蔣經國選擇了一位跟“宮廷派”沒有淵源的李登輝當接班人，而蔣經國卻又在任內過世，讓李登輝有從天上掉下來的權力可接。
必然之因，是因為李登輝缺乏可依靠的統治力量，居廟堂之上，自然有很深的危機感，他必須結合社會力量，才有足夠的能力來抵抗“宮廷派”的反叛。
但是，民間社會中比較優質的新興中產階級，以及“新社會運動”所產生的新興團體，早就讓民進黨捷足先登，李登輝衹能回到傳統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比較可控制的“派系社會”，所以這種必然性，不見得是李登輝所願，但是不接受又何奈？
這也是台灣的民主化最後會走向本土化，而本土化的過程又出現“黑金政治”之因。這種因果關係，最後竟然導致加速國民黨政權的終結，這個結局，恐怕是命定的結果，也是一種必然的宿命。這就是范仲淹所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道理。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衹是想掌控與利用派系力量來控制社會，並沒有直接去接觸人民，蔣介石衹相信他從大陸帶過來的200萬軍民，不相信台灣本地的人民，所以必須以派系的力量來控制地方上的人民，以保障他所建構的“反共抗俄”汲取型的威權體制，衹是這個體制，最後卻被派系力量所反噬。
四、李登輝改造政策導致國民黨的失落
國民黨如今的敗局，其實都是淵源於李登輝的政策使然，在派系政治揮之不去的陰影下，既提不出清新的人選與政策，更拿不出可以撼動人心的口號與議題，這是因為比較優質的“市民社會”一直被民進黨所獨佔，這也是國民黨的政策理念都要跟著民進黨轉之故。
事實上，國民黨並不是沒有優質的“市民社會”可以結合，王曉波等“左統”的力量，原本是可以為國民黨注入比較清流的意識思想，但是前面所述，“左統”的力量，在威權體制時期，早就被國民黨自己視為洪水猛獸，所以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碰他們。因為這些人多半在白色恐怖時期，都有被烙下“反叛”的印記，國民黨的右派想跟左派結合，這就跟當年國共鬥爭一樣，水火不容。
問題是，國民黨在台灣不敢跟“左統”結合，但是從連戰打開大陸的門戶之後，再加上後來馬英九執政時期，跟大陸維持和平共榮的狀態，倒是讓國民黨的路線難以協調，或者可說是動輒得咎，在民進黨的“反紅色宣傳”之下，國民黨又想跟大陸聯合，又怕跟大陸聯合，才會走上今天四不像的狀態。
這個情況似乎可以類比從孫中山“聯俄容共”，到蔣介石“清黨”過程的翻版。歷史總是不斷地在重演。
如果當年李登輝聯合的對象選擇的是“左統”，而不衹是派系社會，也許可以做到兩岸共同發展之境，讓處在民間社會的民進黨沒有見縫插針的機會，兩岸也不會走上今天從冷和到冷戰的階段。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是國民黨越是害怕被染紅，就越可能失去政權，在大陸時期是這樣，在台灣也是。
當然，蔣介石、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李登輝和王曉波出現在台灣處於激進民主的時代，也已經寫入歷史。但是，當國民黨一直找不到出路之時，也許歷史可以作為一盞明燈，它也許不會照亮台灣，但是先照亮國民黨自己的路，也應該是值得思考之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9月號，總第27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