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特朗普本來也是強硬人物，當初就是為了協助自己在處理全球幾個焦點問題中落實貫徹自己的強硬政策，而邀請被貼上“極端的好戰分子”、“鷹派中的鷹派”和“戰爭狂人”標籤的博爾頓作自己的近身幕僚。因而特朗普在任命博爾頓時，就宣稱“這就是我想要的人”。但意想不到的是，驕縱慣了的博爾頓，卻是“妹仔大過主人婆”，不知自己是何物，竟然要“尾巴搖狗”地指揮特朗普。倘是有益有建設性的作為，雖然仍然是不尊重特朗普的犯忌，那倒也是罷了；但偏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許多建議甚至自把自為地推動的事項，都是衝過了頭，與特朗普在競選時作出的“自古自家門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承諾“離行離列”，可能會威脅特朗普爭取連任的前景，壞了特朗普的大事。在經警告幾次無效後，特朗普終於要他“躝斯趌路”。因而特朗普在宣布炒掉博爾頓的推特文中特別強調，“白宮再也不需要他的服務”、“我強烈不贊同他的許多建議”。
博爾頓與特朗普之間的政策矛盾，雖然主要是在國際大戰略的範疇，但也牽涉到“大兩岸”－－太平洋兩岸的美中關係，和“小兩岸”－－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岸關係。早在他在小布什時代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就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重估一中政策——與台灣更密切的軍事關係有助於反制北京的好戰》的文章，聲稱針對中國大陸大秀軍事力量的舉動，美國必須採取符合二零一七年的策略，不僅要重新審視“一個中國”原則，而且還要擴大對台軍售，甚至重新派美軍駐台，以此強化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利益，並稱依據美國國會在一九七九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美國可以擴大與台灣的互動，不需要另外洽談新的防禦協定，也不需要組成完全的軍事聯盟。
博爾頓支持台灣“自決”，在二零零七年訪台時曾主張美國應該跟台灣恢復全面的“外交關係”，他認為這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他更早在一九九四年時，就主張美國應支持台灣成為聯合國的完全會員；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時，博爾頓也表示支持。二零一二年七月，博爾頓在與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蘇貞昌會面時曾表示，台灣具有完整的“國家定位”，應該有資格參與聯合國、成為會員；台灣有領土、首都、政府、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他期待台灣未來加入聯合國及其他聯合國架構下的組織；他說，台灣應該積極擴大國際參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