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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美能夠攜手積極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何來“修昔底德陷阱”一說？ |
中評社╱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戰略困境與台海的未來 作者：郭振家（北京），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系主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摘要】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越來越趨向嚴厲，未來幾年，美國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恐怕對華對抗的主基調并不會緩和。中美之間未來“注定一戰”的聲音正彌漫在國際關係學界，似乎“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然而，中美兩個核大國如果發生全面戰爭不僅雙方均承受不起，也將會成為全人類的災難。美國誇大“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不過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而已。中美雙方在台海的博弈有逐漸升級的趨勢，但這并不必然會導致全面衝突。中國大陸統一台灣之後，中美或可能迎來短暫的戰略對峙期。但若是從兩國長遠發展來看，競爭和合作共存才是長久狀態。
冷戰勝利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這樣的風光景象并未持續很久。2001年“9.11事件”爆發後，美國積極地將戰略重心轉向中東地區進行“反恐”，甚至小布什總統還夢想過“大中東民主計劃”。然而在美國“反恐”的二十年裡中國迅速地崛起，因此，拜登政府不得不於2021年8月底倉皇撤出阿富汗，顯示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緊迫性。經過加入世貿組織後二十年的中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加。按照當前的平穩發展，中國對美國的追趕已經是可以預期。更關鍵的是，美國并沒有很好的方法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已經感到孤身圍堵中國是如此的乏力，所以必須不斷創造議題、製造圍堵中國的氛圍，動員更多的國家加入到圍堵中國的行列之中。
美國還在國際舞台上大肆宣傳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以及“台灣海峽是最危險的海峽”。這樣做的後果，一方面，美國的“一中政策”就像不斷切香腸一般越來越背離本意；另一方面，美國對於中國的遏制也正在變本加厲，中美之間敵對氛圍越來越濃厚。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越來越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中美是否還有和平的可能？
一、“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間注定一戰？
1.十年來中美戰略互疑在加深
十年前（2012年），中國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緝思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與全球經濟發展高級研究員、約翰· 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共同發表了《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的報告，該報告引起了中美兩國戰略界的熱議。該報告提到的“戰略互疑”是指中美雙方在長遠意圖方面的互不信任。報告分析了中美各自視角對對方的多領域不信任，還建議中美在經濟和貿易、軍事戰略、網絡安全、小多邊對話（即3-4個國家之間對話）和公衆情緒等五個方面進行努力①，從而減少或者減緩雙邊不信任的程度。
但其實當時的中美關係并不像今天這般緊張。兩位頂級學者希望中美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態，因此所建議的個別領域雖然有些是難以調和，但卻是雙方均可以著手改善之處。畢竟當時奧巴馬時期美國剛剛開始提出“戰略重心東移”，美國還深陷中東“反恐泥淖”，且在台灣問題上兩岸尚處於馬英九上台後的改善期。所以，當時的中美之間還可以定期召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②，這個對話起到了管控分歧和增進互信的作用。
孰能料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大搞“中美脫鈎”，一時間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戰等烽火并起，而台灣自從蔡英文上台以來兩岸關係急劇冷卻，台灣推行“親美抗中”的路綫正好為美國所用。
近十年來，中美戰略互疑不僅沒有減緩，反而不斷在加深。現在看起來，當初報告中引用時任奧巴馬政府副總統拜登所說的“中國的崛起不是我們的滅亡”③是多麼給人時空恍惚之感。畢竟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基本上是走“特朗普2.0”的路綫，不僅貿易戰沒有停止，而且在科技戰和地緣戰方面變本加厲，美國甚至還主導成立了澳英美軍事同盟（AUKUS）和印太經合框架（IPEF）來圍堵中國，而台灣則被看作是最好用的“棋子”。
2.“注定一戰”的說法根源於美方認知
五年前（2017年），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政治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該書一經出版即引發學術圈的熱議。在書中作者提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同樣，隨著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美國長久以來擁有的優勢受到了挑戰，這兩個國家可能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就目前來看，關於全球秩序的決定性問題是中國和美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數符合這一範式的競爭大多以悲劇收尾。在過去的500年中，有16個大國崛起并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的案例，其中有12次導致了戰爭。幸免於戰爭的4個案例則是因為挑戰者和被挑戰者在行動和態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調整。”④
事實上，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被艾利森界定為“無戰爭”的四起挑戰其實都有其特殊性，分別是15世紀後期西班牙對葡萄牙強權的“全球帝國與貿易” 挑戰、20世紀初美國對英國的“全球經濟主導與西半球海軍優勢”挑戰、冷戰期間蘇聯對美國“全球權力”挑戰以及冷戰後德國對英國和法國“歐洲政治影響”挑戰。西班牙對葡萄牙的挑戰事實上是在1494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仲裁下兩國簽訂《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平息的，這樣的地理劃界史稱“教皇子午綫”，衹對這兩國有存在意義，其他國家并不必遵守；20世紀初美國對英國的挑戰之所以是和平方式，是因為後者更防範歐洲大陸上新崛起的德國，以及美國剛獨立時兩次英美戰爭已經給了美國一定的教訓；冷戰期間蘇聯對美國的挑戰最終以“和平”的方式，那是因為美蘇是核大國，和平存在於美蘇之間，而世界範圍其他區域則發生了多起“代理人戰爭”；最後提到的冷戰後德國對英法兩國的挑戰，這是由於兩德統一之後德國拿回“歐洲老大”的位置而已，衰退的英法當然不必要訴諸於武力，更何況此時的法德關係一直比英德關係更緊密。所以，四起所謂的“挑戰無戰爭”是有其客觀歷史原因。若說四個裡面哪一個與中國相類似，那可能就是蘇聯與美國的核大國競爭。
該書剛剛出版的時候，艾利森教授還是認為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兩國陷入戰爭可能性并不大，因為這顯然并非明智之舉；超級核大國之間的熱戰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加劇了戰爭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戰爭可能性。”⑤然而，2022年8月的艾利森教授卻更加對中美未來表示了擔憂，他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 Interest）雜志中撰文指出，中美之間就台海局勢對峙，存在三個殘酷現實。第一，中國從政府到人民都不會同意台灣獨立。整個領導層到全國人民意向，完全防止台灣獨立，如果在“接受台灣獨立”和“發動一場摧毀台灣和造成大陸巨大破壞的戰爭”之間選擇，中方將會選擇後者；第二，中美兩國的內政都有“致命激流”存在。美國政治的根本原則之一，就是不會允許一個認真的對手在國安方面取得應有的權利。中國方面，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在 20 大爭取第三個任期，對於台灣問題與美國對峙的壓力比以往都還要強；第三，美國多數政客都沒有認清，“台海軍事平衡從 1996 年的危機之後，已經完全倒向中方”。艾利森指出，美國如果介入台海局部戰爭，將會面臨一個災難性的抉擇，是要“接受戰敗”，還是“把戰爭擴大、升級到美國能占上風的地步”。⑥
“注定一戰”是否正在攪動中美關係走向惡化。美國目前急迫推行的政策已經不再是追求所謂普世價值的道德光環，而是會赤裸裸地提出遏制中國或者“去中國產業鏈”。甚至於美國的行政部門為了眼下的內外政策實施而希望短暫地管控分歧、增進互信，但最終總會出現美國別的部門破壞互信的舉動。
3.中美全面戰爭注定是不可能
事實上，美國的戰略家正處於極度矛盾的選擇之中。一方面看到中國的崛起，希望千方百計進行遏制，就像曾經對待德國、日本和蘇聯一樣，將中國或打敗或收編；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不論基於任何理由，中美之間發生全面戰爭是注定不可能的。原因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中美都是核大國，在相互確保摧毀時代，中美兩國必須有足够的理性保持戰略克制。從某種意義上，核時代的“相互確保摧毀”（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可以說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致命理論缺陷。沒有哪個國家希望戰勝對手的同時，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完全交出去。當然，各個國家積極發展核武器，首先就是為了確保自身的絕對安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斯蒂芬·範·埃弗拉認為，“一個由可威懾國家組成的MAD比一個PAST（核時代之前的狀態，Pre-Atomic State）世界要安全得多。”⑦鑒於中美兩國核大國的地位，完全爆發全面戰爭的概率是極低的，畢竟任何一方都難以承受重大的核戰爭。所以，中美關係的競爭注定就像美蘇關係一樣不會以全面戰爭的方式出現。
其二，儘管中美雙方仍然在諸多軍事和科技領域保持其發展階段的機密性，但是因為雙方探測對方發展的技術水平不斷升級，大體上對於對方軍事和科技的發展階段有更加精準的瞭解。也就是說，根據相對透明和公開的信息就可以瞭解對方在海軍、空軍、陸軍和太空技術的發展。這樣的信息透明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過去因為信息不對稱所做出的戰爭誤判。美國相關軍事部門經過多次模擬得出美國如果在亞太靠近中國一側與中國開戰的話，幾乎沒有意外，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將壓倒性獲勝。2022年8月美國的兵棋推演中，假設中國大陸2026年出手攻台，美軍則大舉介入“援台”，在大多數情景下，台灣地區的基礎設施與經濟以及駐太平洋美軍將付出非常高的代價。在目前已完成的22輪推演中，有18輪中國大陸的導彈擊沉美日大部分水面船隻，并摧毀數以百計軍機，“盟軍”的海空軍則猛烈回擊中國大陸兩栖和水面艦隊⑧。
其三，中美通過七十年前朝鮮戰爭中的正面對抗，可以對對方的力量和意志有更加深入的瞭解。回顧當年的朝鮮戰爭，中美一旦發生正面軍事衝突，接下來是否能够迅速結束戰鬥可能就不由某方單方面決定了。正如美國普利策獎得主大衛·哈伯斯塔姆在對朝鮮戰爭的反思中提到：“在朝鮮戰爭中，各方在所有重大決策上都無一例外地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首先，美國把朝鮮半島踢出了自己的遠東防衛圈，這自然會鼓勵共產黨勢力對它采取行動；然後，蘇聯又為金日成出兵韓國開了綠燈，并確信美國不會干預。美國參戰後，嚴重低估了朝鮮軍隊的作戰能力，卻明顯高估了自己第一批入朝作戰部隊的實力；最後，美國人又貿然作出了越過三八綫、繼續北上的決定，卻絲毫不在乎中國人的警告。之後，麥克阿瑟又作出了這場戰爭中最大的一個誤判，即命令聯合國軍一直打到鴨綠江邊，因為他堅信中國人不會進入朝鮮，這就讓他的軍隊處在極度危險之中。”⑨
朝鮮戰爭成為美國入朝作戰軍人的夢魘。過去七十年來，中美在台海問題上多次博弈，美國從來不敢公開表態“全力協防台灣”（拜登的口誤不算），因為美國深知，與中國的全面戰爭是多麼恐怖和危險。不用說面對今天軍事力量全面提升的中國，即便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國，也決不會允許美國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所以，美國在台海的一切表態都必須小心謹慎，以避免被“台獨”勢力全面拖下水。
二、為何而戰，可能的衝突點就在台海？
冷戰後期，中美事實上是準同盟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達成了“三個聯合公報”，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把中國當作潛在對手，因此其對台政策可謂是一路倒退。時至今日，美國的“一中政策”已經逐漸被掏空。中美雖然不太可能發生全面衝突，但是未來中美發生某種形式的衝突幾乎是必然的。并且美國已經沒有別的好場所，這個點最有可能就是在台海。
1.別的衝突點難以重創中國
維持兩岸的分裂是美國長期的對華政策。有學者認為，美國在越戰後形成四種作戰模式：滅小國（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類似於“大象踩螞蟻”）、滅中型國家（2003年入侵伊拉克，類似於“碾壓滅國”）、占領小型國家（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類似於“大炮打蚊子”）和擰死大型國家（長期針對俄羅斯的“擰毛巾”戰術）。然而，針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國家，美國把中國扳倒的唯一機會衹有一個，即讓其分裂。美國無論哪個總統、哪個政黨上台，都會堅持不懈地搞下去：確保中國無法統一，煽動香港一天比一天混亂，鍥而不捨地在新疆、西藏民族問題上抹黑造謠。⑩
過去十年，美國支持“藏獨”、“疆獨”、“港獨”的圖謀相繼失敗。而台灣問題則隨著民進黨的上台更加凸顯，“親美抗中”的民進黨正成為美國“最聽話的棋子”。中美兩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衝突形式是“代理人戰爭”，而目前的理想場所就是台海。
2.美國的“承諾”不斷向“台獨”釋放錯誤信號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是連貫的、一致的，即“我們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作出的最後選擇”。⑪
中美關係變壞的實質，在於美方不斷出台損害中國利益的法案。早在中美關係還是“蜜月期”的時候，美國就通過了“台灣關係法”（1979年）來公然壓制“三個聯合公報”，所謂“國內法的位階高於行政協定”。而在“八一七公報”簽署期間，里根政府又簽署了未公開的“六項保證”，表明了美國事實上追求的是兩岸分治長期化，2016年美國衆議院與參議院通過共同決議案，肯定“六項保證”與“台灣關係法”皆是台美關係的指引方針。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通過“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重申依“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實現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此外，2018年，美國通過“與台灣交往法”，等同於放開了美台高階官員的互訪。還有所謂“台北法案”，來確保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邦交國”數量。
正是因為美國國會不斷通過涉台法案，向台灣釋放了各種錯誤信號，使得“台獨”勢力和不明真相的民衆會形成“美國協防台灣”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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