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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津湖》能夠火遍中國，自然離不開當下中美關係的時代背景。 |
中評社╱題：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與年輕一代思想位移 作者：魏磊杰（廈門），法學博士、厦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以《長津湖》爲代表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在中國爆紅，在一些西方媒體看來，這是中國的執政黨意圖利用大規模文宣來挖掘利用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去反對西方。雖中美交惡是解讀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變量，但單向度地從這個視角解讀未免偏狹。晚近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生成、轉化與起伏始終處於國際因素與國内因素相互激盪的場域中，並往往呈現爲域外敵對者、域内政治主導者以及普通中國民衆三方主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唤醒和調動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不是中國政府，而更多的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的無底綫遏制與中國千禧一代因時勢變遷而發生的思想位移内外雙重因素的碰撞使然。面對一貫自詡承載“普世”價值的西方，中國新一代年輕人一改父輩們的盲目“俯視”而逐漸邁入到客觀“平視”的嶄新歷史階段。這種劃時代的轉變，將會對中國的未來和21世紀的中美關係産生深遠影響。
作爲一部備受關注的戰争片，《長津湖》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可謂雙豐收。這部以“抗美援朝”爲主題的電影從2021年9月30日上映，到2022年1月16日正式下綫，陸續打破票房、放映場次、觀衆人次等二十多項中國電影史紀録，觀影人數逾1.19億人次，創造了57.7億元的票房神話，位居2021年度全球票房排行榜首位。中國網民對《長津湖》的評價，雖説褒貶不一，却大扺是前者多過後者，且年輕族群尤其風靡，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充溢着對於紀念老兵、感懷烈士、重視“立國之戰”等議題的關注。就《長津湖》能够火遍中國，一些西方媒體往往將其置於中共“大内宣”的框架内進行解讀，認爲中共意圖利用大規模文宣來調動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應對國際舞台上美國咄咄逼人的遏制態勢。中美交惡當然是解讀這一現象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變量，然單向度地從這個視角切入來看待中國日趨汹涌的民族主義未免失之偏狹。事實上，從民族主義這一舶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從晚近傳入中國以來，它的生成、轉化與起伏便始終都處於國際因素與國内因素相互激盪的場域中，並往往呈現爲域外敵對者、域内政治主導者以及普通中國民衆三方主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本文便從這三個基本維度切入，通過對主旋律作品杰出代表的《長津湖》火爆成因的闡釋，以期對新的歷史時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進行更全面、更客觀、更深徹的呈現。
一、愛國影片爆發的推手
誠如大多數影評或時評所提到的那樣，《長津湖》能够火遍中國，自然離不開當下中美關係僵持、抗美援朝題材作品受到觀衆青睞這個時代大背景。然而此種濃重的國家情懷在建國七十多年的歷程中却是幾經沉浮，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方才峰迴路轉，重返主流價值觀行列，進而相當生動地詮釋了“中美關係晴雨表”這一角色定位。朝鮮戰争在中共百年歷史以及70多年建國歷史中都可謂分水嶺式的重要事件。然而，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特别是冷戰結束之後，爲國内的改革開放營造穩定平和的周邊環境計，基於不主動將印度視作戰略對手、緩和中越關係、促進中韓交往等國際政治考量，中國刻意淡化甚至逐漸不傾向在影視作品中呈現立國後的對外戰争，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争、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等，皆受影響。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出現“告别革命”的强勁呼聲，充斥濃重“河殤”情結的學術界、知識界對抗美援朝的評價普遍低落，致使這一主題在中國近乎被打入冷宫，沉寂多年。
就此，有兩個典型事例可堪説明。作家魏巍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爲中心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曾多年被列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然而此文在2001年突然被删除，並在後續長達20年的時間内不再是中學生課本中的内容。以教育部前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爲首的編委會成員就此給出的理由是：其一，該文對於戰争場面的記述，過於殘忍和血腥，人與人之間殺戮的殘酷性甚至超越了戰争的殘酷，這樣血肉模糊的殘忍戰鬥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會造成影響；其二，或許最爲要害的是，他説道：“思來想去還是和現在的形勢總體不合。”①那麽，當時的“形勢”又是什麽呢？2001年之前的1999年，中美達成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2001年，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謂“入世”，本質上是彼時仍然弱小的中國給美國簽署某種類似“投名狀”的東西，加入由美國主導的並由新自由主義邏輯所主宰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另一事例大體异曲同工，可做等量齊觀式的觀察。1996年中央電視台開始組織拍攝名爲《抗美援朝》的電影。這部電影可謂鴻篇巨製，整個拍攝歷時三年之久，從17個國家的演員中精挑細選；爲了高度還原重要場景，甚至動員部隊10萬次，耗資3000多萬，這在當時已是中國影視業史上一筆很大的投資。雖然導演、編劇、演員每一方都傾注了無限的心血和努力，但時至今日，我們仍未看到《抗美援朝》這部影片的身影，以至於劇中主角大多都已過世，這部影片還是在塵封當中。那麽，究竟是什麽使得這部電影的上映之路如此坎坷？當時，這部影片計劃在抗美援朝戰争爆發50週年（2000年）之際播出，然先因需要爲“入世”營造祥和的國際氛圍，後又因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系列恐怖襲擊，爲了照顧到美國民衆的情緒和痛苦，中國暫緩了這部影片的上映。美國911事件、2008年北京奥運會後，多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争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再次申請上映《抗美援朝》影片，希望讓後輩看到這段歷史、銘記這段歷史，央視也計劃在抗美援朝戰争爆發60週年（2010年）時播出此片，但相關部門却又以影響2010年上海世博會順利召開爲由婉拒。
中共十八大後，局勢有所好轉，但這種“維穩”“求穩”的思維慣性似乎仍未如冬去春來般徹底滌除。一個典型的體現是，即便到了“泛粉紅”青年初興的2015年，在今天已經成爲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經典愛國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兒》中，涉及“抗美援朝”劇集的播出仍舊遭遇重重阻力，一是B站等播出方擔憂觸碰當局“底綫”，二是該主題遭人舉報“破壞中韓關係”，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政治工作部文工團電視藝術中心加入後，製作團隊才有了前行的底氣。
然而，無論對於官方還是民衆而言，對於他們最後覺悟之完成或許作用最大者莫過於特朗普的上台。特朗普成爲美國總統後，將中國視爲世界頭號競争對手，發起延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美國朝野兩黨更是在此基礎上達成所謂的“華盛頓新共識”的政治默契——無論誰上台執政都會阻遏中國的崛起。美國對華戰略轉折，讓中國官方意識到中國再想像過去那樣，單靠韜光養晦、委曲求全，以换取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已經變得愈發困難；誠所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换了人間”，中國的實力已經大到想藏都藏不住的地步，這種情况下，東西方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根本性改變，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在此等外力促就的觀念覺悟下，《三八綫》（2016）、《戰火熔爐》（2020）、《跨過鴨緑江》（2020）、《金剛川》（2020）、《長津湖》（2021）、《浴血無名川》（2021）、《長津湖之水門橋》（2022）以及《狙擊手》（2022）等聚焦抗美援朝戰争讚頌革命英雄主義、弘揚愛國主義主旋律的作品如雨後春笋般紛紛問世，並大放异彩，舉國矚目。有鑒於此，中國的影評人曾經笑稱應該頒給特朗普一個中國電影特别貢獻奬。雖然這祗是一個玩笑，但公允地説，在中美兩國關係没有這麽緊張的時候是不太可能如此大批量地拍出此類影視作品的。
二、重塑歷史的合法性
中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媒體在《長津湖》影評中寫道：“電影中展示的民族感情呼應了挑釁面前維護國家利益的公衆情緒在上昇，這對今天的中美競争具有重大意義。”然而，與其單向度將中共藉助影視作品對民族主義情緒的促動看作是應對中美抗争的工具，毋寧説此種作爲更多的是爲了純化主流的價值觀與提昇以國家向心力爲内核的國民精神。一般認爲，國家權力有四種來源，分别爲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也可以認爲，這是一個政權所以能够存在和維續的基本組成，雖未必需要齊頭並進面面俱到，但倘若使政權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則一定不能有所偏廢，做選擇性的重視或輕忽。中共建政70多年至今，政治、經濟和軍事已有穩定基礎，間或産生的波動和衝擊也多不觸及根本，均在可控範圍之内。唯獨意識形態的隱患仍然危險，並未伴隨國家的發展而與日俱减。甚至可以説，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和言論陣地因改革開放各種思潮涌入受到巨大衝擊的現狀並未得到根本改變，意識形態領域處於被動形勢依然是中共執政面臨的諸多嚴峻挑戰之一。
一方面，去歷史化、去中共化的歷史虚無主義是意識形態隱患的顯著體現。鑒於中共成爲政治主導力量建立在“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現實，過去十幾年一些所謂的網絡大V往往打着“學術自由”“還原真相”的幌子，更多地將批判的矛頭明裏暗裏指向中國的革命與戰争史，圍繞抗日戰争的中流砥柱究竟是“國軍”還是“共軍”、抗美援朝究竟有無正面意義以及最爲根本的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等問題的争論幾乎從未停止，一些根本性的史觀在争論中被庸俗化和虚無化，去歷史化甚至攻擊、污衊、醜化革命烈士的言行甚囂塵上，嚴重影響了民衆對中共的政治判斷和意識形態認知，直接衝擊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些在體制内外皆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思想困惑、錯誤認識、歪曲解讀”，共同對意識形態這一基礎國家權力造成了侵蝕與衝擊。尤其在一黨執政的中國，特别對信仰立黨的中共，這樣的挑戰可以説是致命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蘇共垮台的前車之鑒，讓中共的領導人感同身受，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此曾明確指出，“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係，不祗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基礎不牢地動山摇”，這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在這種政治大氣候下，如果説中國在2018年通過《英雄烈士保護法》意在從事後防免角度“消極”捍衛烈士名譽打擊“否定歷史”的行爲，那麽，大力支持和推動以《長津湖》爲代表的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創製則更多的是從事先宣揚角度“積極”回擊此等歷史虚無主義，在意識形態的無煙戰場上藉助於更爲具象化與正面化的呈現，以期更大限度地贏得中國民衆特别是年輕一代的内在認同。
整體研判，正面呈現百年的歷史，讓正史成爲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建構歷史的合法性，無疑會成爲中共接下來意識形態重整的核心工程。道理很簡單，作爲一個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政黨，如果中共不能敏鋭洞察自身的歷史演變，不能精準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不能深刻理解世界歷史的演進邏輯，那麽中共就不可能從一百年前的小黨發展壯大，成爲領導中國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並讓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崛起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中國共産黨的百年長卷鎸刻着奮鬥的輝煌，也啓示着未來的方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2021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强調：“在新的趕考之路上，我們能否繼續交出優异答卷，關鍵在於有没有堅定的歷史自信。”“歷史自信”就是爲了從這種大曆史中找到治理中國的鑰匙，建立對中國自己獨有歷史的“自信”，向黨内外、國内外展示了一個百年大黨的清醒和成熟，從而起到統一思想、團結社會人心的作用。不出意外，在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宣揚歷史自信重要性的當下，本身具有堅實歷史支撑并且關乎中共合法性建構的歷史自信將會進一步被拔高，不久以後，民衆所熟悉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很可能就會增加新的内容：另一個引人關注的“歷史自信”會被納入其中，演變成爲“五個自信”。
另一方面，社會中彌散的極端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與歷史虚無主義相互借力，對國民精神産生了不可忽視的毒化和腐蝕。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後十年間，意識形態管控的相對寬鬆甚至是放縱，加上承平日久，不可否認，造就了文娱、傳媒、藝術、出版等行業的繁榮，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資本力量的影響甚至操縱下，也造就了這些領域相當程度的去政治化、歷史虚無化以及赤裸裸的娱樂化；當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缺乏有效外化渠道與制度抓手，而被一些執事者潜在地視爲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政宣口號而被有意或無意地虚置，追求即時兑現的極端功利主義與追求小確幸生活狀態的佛系觀念並行不悖，大行其道。以“小鮮肉”甚至“僞娘”形象呈現的流量明星成爲了被熱捧的對象，工業時代的陽剛之美漸趨爲商業時代的陰柔之氣取代，“英雄”“英烈”近乎已然淪爲與這個“小時代”節拍漸行漸遠的不合時宜的名詞。當然，這或許還祗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危機在於，與物質財富崛起的同時，中國社會也在快速并且和平地演變成爲一個崇尚金錢的社會。較之金錢，道德體系才是一個社會或文明的主體。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財富的增加，不在於道德的衰落，而在於金錢成爲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錢本身被視爲了“道德”。然真正的大國崛起，並不單純在於物質財富的富足，而更多的也在於一種“文明”的崛起。或許正是意識到此種潜在的文明危機，重振國民精神也一並成爲了十八大後中共意識形態重整的一個重要目標，以《長津湖》爲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批量問世，恰好處於此等重整目標的戰略延長綫上。誠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今中外，通過不同形式呈現並頌揚本國軍人在保家護國戰争中的英勇與壯烈，乃是激勵國人重振愛國主義精神、有效提昇國家凝聚力與向心力的不二法門。
以《長津湖》爲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批量問世，在相當程度上其實也達到了同樣撥亂反正的“重塑”效果。特别是堪稱史詩級大片的《長津湖》，整部影片較爲真實地還原了抗美援朝戰争，戰争場面宏偉震撼，人物刻畫有血有肉，形象飽滿富有層次感，令觀衆爲之動容；而香港電影人的加盟（三位導演中有兩位來自香港）將他們的好萊塢風格和娱樂技巧融入其中則更有助於讓此種主旋律影片變得更有趣味、更少説教，最大限度調動觀衆的感官刺激。這些深受觸動的民衆，特别是成長在和平年代的中國年輕人，觀影之後出於各種不同目的，通過微信、微博、B站等社交媒體進行二次宣傳，從而造就了更大强度的擴散效應。藉助此種擴散，“長津湖”“九兵團”“冰雕連”等以往專門戰史才會記載或祗有少數知識分子才能知曉的名詞，瞬間進入到中國普通民衆的思維和話語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難得的全民精神啓蒙。“哪有什麽歲月静好，不過是有英雄在負重前行。”“要記住，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先輩英雄們用命换來的，這個世界没有和平的年代，我們祗是生在了一個和平又强大的國家。”諸如此類發自肺腑的留言或評論，在社交媒體上動輒獲得成千上萬次的點贊量，足以説明此番啓蒙的現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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