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上寨的啟示：“小”和“慢”
美國人類學家博德利（John Bodley） 博士指出：未經約束的經濟增長，特別當它是被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時，易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和發展的不可持續。中山大學的王寧教授在其發表在《旅遊學刊》的“中國旅遊發展筆談”中曾談到，“權力與市場的聯盟更為緊密，社會就愈發苦逼。權力與市場分頭追求各自的GDP 和利潤，剩下的社會——如果還有社會的話——就成了挨宰的對象了。”結合我長期（2002－2016）在湖南鳳凰縣對當地旅遊發展調研的經歷，我認同這種觀點。
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往往把利潤凌駕於民生之上，旅遊業也無例外。在全球範圍內，“擴大規模” （scaling－up）是決策者們普遍採用的針對減輕貧困的一個發展範式。然而，根據博德利博士的“規模的權效”理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小”（而不是“大”）規模。“規模的權效”指的是規模給了社會精英階層強大有效的誘因來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因為在現實中，隨著規模的擴大，社會權力會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那些少數已經處於社會上層的精英，同時讓大眾來承擔（經濟）增長的代價。簡而言之，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郎德上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搞旅遊，走的就是以工分制為核心的小規模、慢增長的模式。儘管從2017年開始，郎德上寨旅遊的“二次開發”使其旅遊發展從村民自治轉變為政府主導，工分制的實施仍然被保留下來。正如黔東南州旅遊發展委員會的那位官員所說，“因為沒有找到比它更公平的制度。”
郎德上寨的案例有廣泛的借鑒意義。把經濟增長等同於社會經濟發展的觀念具有誤導性，然而卻被廣泛接受。減貧並不依賴於快速的經濟增長。與西江的以經濟增長和利潤為首的旅遊發展模式相反，郎德上寨的旅遊以犧牲快速增長為代價來確保公平與平等。作為一個全社區參與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給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對原住民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增權帶來啟示，也對可持續發展和減貧的問題提供了借鑒。“規模”是關鍵。郎德上寨的案例展示了“小”（規模）和“慢”（增長）可能是增強社區參與和實現公平分配從而實現減貧的必經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