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您判斷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可能會加速跟中國打“新冷戰”是嗎？
王勇：我們中國的立場很清楚，中美必須合作，沒有別的選擇。中美必須要共存，而且中美現在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儘管經過了過去8年的競爭、衝突、貿易戰，中美相互之間仍然是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客觀上講兩國在這樣龐大的貿易關係中都是受益的。與此同時，在地區和全球性的事務當中，中美之間也有大國共同的責任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以及共同的繁榮，中美雙方也可以從這種地區安全和穩定當中獲益。中美之間必須要合作，這是中國的立場，是比較清晰的。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這些超級鷹派他們的思維方式和邏輯和中國是不同的，他們認為中國恰恰是引起美國衰落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中美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零和遊戲，中國的發展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我覺得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美之間還是要進一步地、很快地進行直接溝通，展開中美雙方的合作清單，尤其是中國在這方面可以主動作為。
中美可以合作的清單是很長的，比如有關芬太尼的問題，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司法、科學的合作，人文交流等等，我們都可以把具體事項列出來。特朗普的執政團隊是超級鷹派，不瞭解中國，對中國非常不信任，但是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中間的立場觀點也是有差異的，有人更注重國內問題，有人更注重與中國競爭的問題，有人是要真正打垮中國的戰略脫鉤派，但另外還有一些人是交易派，特朗普本人可能會更傾向於交易，從中國獲取更大的利益。無論如何，中美之間要盡快接觸，借助於比如說像馬斯克或者說其他的渠道來進行，兩國領導人也可以盡快見面，這樣的話能夠對中美關係產生一種緩和作用。為了促進可能的合作，中方可以羅列廣泛合作的清單，作為與美方接觸磋商的基礎，影響美方團隊對華認知，提升理性派在執政團隊中的影響。
中評社記者：我們經常說特朗普是不可預測性非常強的一個人，也是有交易性的一個總統，您覺得對比第一任期，他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方面會有哪些比較大的變化嗎？
王勇：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跟他的個性有關，在施政當中，他更多的是憑借個人的意志在發揮作用。比如說第一任期時的推特治國就反映了他的隨意，相反他內閣成員以及其他政府顧問發揮的作用相對來說就小一點。我想第二任有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因為他很快形成了執政團隊，而且戰略目標也比較明確，但是我們還不知道這一塊的具體情況，但是他的對華政策肯定是更多體現出他以中國為競爭對手的理念，同時也反映出他多變的個性，並在之後持續體現，他的團隊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發揮一個更大的作用。對中國來說，應對這個問題和特朗普本人直接打交道，兩國領導人之間、各部門之間都要建立聯繫的機制。
拜登和特朗普會面的時候，拜登政府強調了兩點，一個是要跟中國競爭，目標也是中國，不能放鬆。第二個是說中美之間一定要建立溝通的渠道，預防最壞的形勢發展，中美之間要避免戰爭。特朗普這個團隊雖然是超級鷹派，但我想對他們來說，跟中國進行戰爭的意願可能也不會那麼強烈。但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他最後的布局是什麼，如果集中他的資源、兵力放在中國的周邊，壓迫周邊的國家“選邊站”，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不負責任的慫恿，任由“台獨”發展的話，就有可能加大中美之間衝突甚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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