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Matthew認為拜登在亞洲確實有一些有利因素。美國經濟仍然非常有彈性，而且拜登帶來了許多立法上的勝利包括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投資，對清潔能源轉型的投資，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另外，印太經濟框架裡面也有一些有趣的東西，這是一個強烈的要求美國參與該地區的積極信號。他也表示，G20成員國代表了世界經濟的85%，這類峰會將是一個很多問題得到解決的地方，但20國集團已經不是2008-2009年作為領導人論壇成立時的樣子了。而且，我們顯然正在失去那種共同目標的感覺，俄羅斯和中國都在這個組織中，這意味著很難達成共識。但是，所有跡象都表明，美中雙方都在為舉行面對面會晤而努力，但最大的問題是，兩位領導人會以一種更調和的方式還是一種更挑釁的方式會晤？美中今年都剛剛經歷了政治事件，他們可能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試圖接觸和尋找共同點，因為有一些全球性挑戰真正影響著雙方——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流行病，或是氣候變化，所以雙方都有可能採取某種和解的方式。
CSIS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Stephanie Segal認為，傳統上來講，我們會期望看到20國集團的領導人們能齊聚一堂應對目前相當黯淡的全球前景。但今年到目前為止，20國集團在履行這一使命方面受到了挑戰，這源於俄烏戰爭，這意味著20國集團未能真正以一種將主要經濟體團結在一起的方式發揮作用。10月份的財長會議結束後，我們沒有達成公報，但她認為20國集團應對這些短期經濟脆弱性的問題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健康和氣候這類長期問題上，G20也應該有所作為，Stephanie預計在COP27會議之後，我們將看到更多關注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的議題，這也可能是本次G20峰會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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