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詩鴻表示，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相較於“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協調以及全球產業鏈思維，美國新保守主義對全球化的態度則是另一種態度，也稱國粹主義，單邊主義。前者支持層主要是在全球性活動為主的行業中盛行，例如金融或製造業。即便中美、中歐間政治關係越來越緊張，但近兩年來美歐對中國的金融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並沒有減少，國際協調主義屬於全球化的積極支持者；後者的新保守思潮表現出的是反全球化。支持層主要以軍工業、石油業或者建築業為主，特朗普的選舉前後，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思潮慢慢抬頭。經濟政策上，新保守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支持大社會、小政府，認為自由競爭和貿易促進財富增長、滴水效應解決貧困問題，在日本政局中雖然慢一拍但是幾乎是亦步亦趨，如中曽根康弘、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經濟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曾鼓勵對外投資，支持日本經濟國內放寬競爭機制。相對而言，安倍後期，以及現在岸田的“經濟安保“，回歸日本政策就是新保守主義體現。對外則跟隨以美國為主導的單邊主義的供應鏈小圈子，如最近的半導體供應鏈CHIP4，印太經濟合作框架IPEF。
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與發達國家工人“貴族化”，左翼反全球化、反資本自由等動向息息相關。新保守主義早期是左翼對斯大林的失望，後來是對自由派推動的全球化的失望。全球化引發的國內矛盾已經到了難以調和地步，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的軌道修正，體現為特朗普政權的上台，以及他的積極財政、製造業國內回歸、約翰遜的“一國保守主義”以及日本的岸田的“新資本主義”。實際上，岸田“新資本主義”也是新保守主義的體現，他強調製造業回歸日本，用經濟安保、均衡貧富這種口號來施行所謂新資本主義。他所屬的舊“宏池會”原本有大批屬於中間派或自由派的政治家，但是近年他們的理念接受了很多新保守的思潮，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這些轉變和激進右翼還是有所區別，也不同於類似歐洲原來的社會民主黨的溫和理念，對於今後轉型方向還需進一步研究。
洪詩鴻指出，在國際政治上，新保守主義認為民主人權超越主權，美、日對台灣地區或者對其他國家內政干預也能體現新保守主義思潮的理論衝動。尤其在9・11之後，更催生新保守政權，呼籲為了保護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應當積極對外干預，尋找俄羅斯、中國等威脅對象。美國和日本現在對台灣提出價值觀的共贏，觸及主權問題，就是因為在新保守主義理念中，價值觀可以超越主權。這一套新保守主義者所認為正確的東西，實際上在30年前就已經有理論鋪墊，如今更是付諸於行動當中。
洪詩鴻認為，原本自由主義者等親左翼人士，受新保守主義思潮影響發生的思想變化，更值得關注。他觀察到，一些日本的知識分子最近也受新保守主義思想影響，對中國看法發生微妙轉變，甚至接受了美國新保守主義理論觀點。中日之間的對話、研究或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戰略調整應當重視，有很多表像和趨勢背後都體現出思潮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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