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偉說，一部中日關係史，最顯著的特殊現象是出現了“友好國民運動”。戰後翌年（1946年）日本民間反戰友好人士成立中國研究所，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1950年先於中國創立日中友好協會，1951年成立現代中國學會，1955年創刊世界首部《中國年鑒》；於1970年代日中友好發展為日本唯一的民間主導全國規模國民運動，推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進日中友好。在中國，中日友好運動由國家推動。中日友好發展成為兩國國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訪華，兩國官民友好達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關係堪稱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典範。
中日友好是中日關係的特殊一面，兩國外交中存在友好領綱行動模式。1970年代圍繞中日關係正常化，日本市民自發地支持使日中友好發展成為“國民運動”，全國縣市町村幾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82年由日方提議，兩國政府決定在東京設立“日中友好會館”；日本政府出資20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30億、中國政府5億日元，共同建設並運營，定位是日本外務省外部團體；1985年在東京高超級區域後樂園建成包括辦公樓、賓館、中國留學生宿舍（後樂寮）、日中學院等一套設施的社區。歷屆日中友好會館會長皆由日本國家級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擔任。如此規模及政府參與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間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國家研究所還是1987年成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中日友好運動直至20世紀末，在兩國有一種誰都不可破壞的氣場，對中日關係可以說是發揮著價值觀性質的影響力。但90年代開始，這種氣場就遭到破壞，十年之間中日之間的友好氣氛就沒有了，小泉時代又徹底破壞了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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