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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平參加全國兩會（網絡資料圖） |
中評社記者：過去，香港部分人士因缺乏正確理解“一國兩制”的認知格局導致一些問題，您認為，在“愛國者治港”的新開篇下，這個問題應如何改善？
黃平：改革開放不久，1981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那個時候，中國內地的發展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發展有很大差距，與周邊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們的台港澳地區也有很大差距。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國兩制”實踐的先例或者實際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確實是在與英國談判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後，一方面相信絕大多數港人是愛國愛港的，因此隨著主權回歸和治權的回歸，香港人是能把香港治理好的，能夠使香港繁榮與穩定，另一方面，也在基本法中奠定了一國的基礎，也為如果出現大的動亂或外部挑戰國家如何確保香港的秩序穩定和安定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不斷加強祖國內地與香港的聯繫，從剛一回歸香港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國家就及時出手相助就可以看出來。不過，從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到現在，短短四十年間，中國的持續高速發展不但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提高了14億人的生活水準，也大大地改變了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格局和全球層面東西方的比重，現在我們叫“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事實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變數就是中國的發展和穩步走向復興。
但是在過去，既由於並沒有先例，也由於當時內地與香港等地的差距較大，我們在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闡述上，講得比較多的是兩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對“一國”強調得相對較少。但回歸以來，包括2014年“佔中”到2019年“修例”引發的巨大風波和挑戰以來，我們看到連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這次“修例”事件，不只是香港出現了街頭暴力，出現了最嚴重的一次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的挑戰，而且也是一次公開的對整個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制度的挑戰。經過這些事件，也是從這些實踐中，我們更加認識到不僅要把“一國”的前提講清楚，而且更要把它築牢。
我還記得，在2014年發生“佔中”後到香港來與大家交流時，我曾說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12個字並不是一個平行的關係，而是一個遞進的關係：首先，一國是大前提，因此國家的主權、安全、基本制度等是不可挑戰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可踩踏和跨越的紅線、底線。其次，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在內地和香港實施兩種制度，即香港回歸以後，一方面主權、治權回歸了，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再次，在香港這一制保持不變之下實行“港人治港”，即不再是“英人治港”，小平同志的原話就是，“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 而且，“港人治港”也是指由香港本地的中國人行使管理香港的權力。但也“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 最後，是高度自治，正式說法是除國防、外交等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轄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是，就如鄧小平當時就明確說的，“我們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自治’。”
前些年，我們一些人在認知上發生偏差或認識不準確不到位，表現為一國意識不強，愛國者治港意識也不夠強，並且，一些人缺乏中央對港有全面管治權這個概念，片面講高度自治。25年走下來，特別是經過這些年出現的挑戰，我們需要更加明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更加完整準確地認識和全面踐行“一國兩制”，包括當初小平同志就明確說過的，“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他說，“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的理解是，即使兩制下的香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變，但是參與治理的人必須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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