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認為,尋求“承認”的鬥爭是人類歷史的終極動力,這個動力是理解現代世界的鑰匙。美國學者福山借用這個理論,指出尋求相互平等的“承認”是近現代政治進化的根本動力。這種為承認而展開的鬥爭,歷史上曾有過各種形式。從歐洲的歷史來看,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認”或“平等”的主要敵人是神權或王權,啟蒙運動強調對個人權利的爭取,抵抗專制王權。之後,則是對抗各種形式威權的民主化運動,其結果自由民主制度在西方國家得到了落實。而韓國也被認為是成功民主化的國家。
但國內政治的民主化並沒有完全解決追求承認的問題。人們追求承認的激情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追求平等,另一個是追求卓越。追求平等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尊重的渴望,追求卓越則是想被承認為高人一等的欲望。可以說,西方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最基本的平等和尊重,這具體體現為自由且平等的投票、參政權等等。
但這些成果卻不能保證能夠滿足這些民主國家人民追求平等與卓越的“承認”欲望。事實上,追求平等與追求卓越是互相衝突的。從士農工商到音樂美術體育等所有領域都有卓越的人,但其餘大部分的人則無法滿足這種渴望。如何化解這種緊張呢?答案是尋找一個身份認同的對象,通過這個“大我”來實現自己追求平等或卓越的欲望。於是,到了21世紀,追求“承認”的鬥爭開始聚焦於身份認同問題,鬥爭的對象不再是專制君主或獨裁政權,而變成了現實的或想象的“他者”。追求承認時所憑借的身份認同對象可以是職業球隊、同鄉會,也可以是宗教、國家。人們會因為自己支持球隊的輸贏而歡喜或暴怒,也會因為是同鄉而支持某位候選人。當認為自己國家受到欺侮,就會激發戰鬥性的民族主義以及排外情緒,當宗教信徒覺得自己的信仰遭到污蔑,可能會做出激烈的行動。
金中燮表示,在美國或其他有較久移民歷史、文化較多元的國家,這種“他者”存在於國內,因此成為國內的政治問題,而韓國其實接受外國人的歷史相當短暫,大概要到20世紀快結束的1990年代才開始有較多的外國人前來韓國。在韓國社會接納外國人的過程中,這些外國人不可避免的成為“他者”,成為排斥的對象。而在外國人中,中國人又占多數,因此民間出現“反中”情緒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必然。所以當我們觀察所謂韓國“反中”問題時,可能要注意到,有些問題其實是根源於人類天生的排斥他者的情緒,而中國成為對象,只是因為“剛好遇到的是中國”。幾年前韓國社會曾經因為是否接受也門難民鬧得沸沸揚揚,前不久也有社區居民阻止穆斯林建清真寺的事件,可見韓國民間對“他者”的出現還是相當敏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