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上，港英政府在香港實行“軟性權威主義 ”統治，或稱“行政吸納政治”政策。“行政吸納政治”是指殖民政府以各種榮譽性和實質性的任命將華人社會的精英分子 “吸納 ”到行政機關中去，旨在籠絡華人精英，讓他們成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從而強化殖民統治的“認受性”，並減少社會上出現獨立於殖民政府、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行政吸納政治 ”一方面培植了香港本土精英，減少了港人反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疏遠了本土精英和中國內地。香港回歸之後，英國政府秘密給予眾多港人精英英國國籍的計畫也是其政策的延續。
(三)“社會構建”說
“社會構建”更接近當代政治學共識的一種看法。人不是一出生就擁有完整的身份組合，也並非純粹政治手段，政治認同的建構不自上而下，也不自下而上，是人們在日常生活裏親身參與和經歷各種社會過程而構建出來的。這也最符合馬克思主義人民歷史的觀點。
香港人政治認同的成長歷程以七十年代為分水嶺。七十年代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衹存在於精英階層，七十年代後，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一代成長，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香港總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已占主體。香港人的身份因為香港經濟騰飛，加上粵語流行文化——包括電視、電視劇、流行曲等而變得強勢，這一代香港人視香港為家，獨持的身份認同開始成形。建基在與中國大陸的不同，中國大陸開始成為香港人眼中的“他者”。香港的繁榮穩定，對照中國大陸政局的動盪，使這一認同更加強化。
八十年代，香港股樓齊飛，經濟成就令香港人相當自信。香港身份認同在七十年代萌芽、醞釀，八九十年代則急速鞏固。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開放改革，依靠香港，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有相當強的自信，認為自身與大陸人不同，並且有能力為大陸帶來發展。當時大陸的態度是，歡迎香港教導他們如何現代化，所以鞏固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更加強化。這期間，大部分民意支持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並決定1997年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政治風波強化了香港人的難民心態和本土意識；此外，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禧事件”、“公務員薪酬”運動、“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反對公共事業加價”運動等社會運動也扮演了本土意識的催化劑。
回歸後的二十多年間，陸港兩地地緣出現變遷，兩地交往密切，“雙非”兒童、奶粉水客等社會問題因此出現。經濟地位的轉換，香港不再是大陸的“老師”，中國的城市中香港也不是一枝獨秀，面臨著滬廣深等內地城市的競爭壓力，香港人原本優越的心態受到衝擊。香港與大陸之間“陸港衝突事件”頻發，“特首選制爭議與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港人抵制各類“國情教育”與“佔領中環”、“反送中”等抗爭運動。這一系列事件背後都有政治操作痕跡，也都顯示陸港兩地在身份政治上摩擦愈加明顯，香港的本土意識開始出現一些異化的傾向。
四、對港人身份認同的審視與反思
(一)應理解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本土性
香港身份認同問題有其特殊的歷史源流。在自然原生的歷史和地緣條件下，香港人接受了殖民者有意為之的身份教育，也走過一百多年的風雨與榮辱，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回歸後面對一個新的管治主體，香港人矛盾的心理使其本土性的認同更加強化。面對這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認同，我們需要用理性的認知和包容的心態對待這種認同及其產生問題，尊重其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本土性。但是對於本土性中的民粹主義成分要防微杜漸，不要因為問題的非緊迫性而麻痹大意。在西方社會的選舉制度下，政客往往利用多元身份對立而獲得選票可以作為未來香港政改的前車之鑒。
認同問題應然具有一定的等級次序。國家和地區如果形成二元對立或者模糊的狀態將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狀態。香港人的政治認同就存在多元關係中的二元對立現象，一部分人對於“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關係理不順。這個問題雖然不是主流，但是不加以注意的話，其必然會產生政治危機。身份認同對國家的構建十分重要，沒有身份認同就沒有辦法形成穩定的政治共同體。身份認同的迷失與錯亂，對於國家的穩定和政體的安寧將是巨大的隱患，甚至是顛覆性的，這個不僅表現在中央政權上，對於地方政權也是同理的，“沒有大家，哪有小家”，道理不言自明。
身份認同也可以成為社會運動的助推劑。回歸以來“反23條立法”、“反國民教育”、“占中”這三場最具對抗中央管制的社會運動登場，在這些對抗中央管制的運動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成為了一種話語工具，以極端本土意識為代表，宣揚其所謂的“本土性”，“港獨”意識抬頭。這其實是綁架了大多數港人的身份認同，因為大多數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是二元共存，等級分明的，但卻是“沉默的大多數”。身份政治被視為特定群體藉以實現對文化的認可和尊重的一種方式，這種基於邊緣化的文化身份而開展權力運動衹會導致身份政治的異化，往往減低了形成統一社會願景的可能性。
身份認同也是族群暴力的溫床。這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升級狀態，最開始是少數人綁架多數人的“暴政”。這裏所說的暴力不僅是一種肢體上的暴力，更是一種更具破壞力的軟性暴力，例如“港獨”分子在網絡和媒體上利用香港本土價值作為話語權，對於說真話的就進行道德霸凌，給社會輿論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息，這是一種像傳染病一樣的社會暴力。在多元文化和眾多族群的社會，以身份認同為綱及其輿論恐怖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割裂和政治對立。如果不加以控制，這種輿論氣氛和社會運動結合，很快會演變為真正的暴力衝突，危害社會的穩定。
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發不同身份認同體之間的歧異與衝突。但是需要明白這衹是問題的必要條件，十幾年來我們在台灣問題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現實也是大陸給了香港很多利好的政策，在國家發展戰略上也一直偏袒香港，但是香港人對於大陸的管治依然出現抵制情緒，對國家認同也出現排斥現象。正如身份政治被許多學者視為文化政治，身份政治本身與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之間不存在明顯聯繫，所以身份政治治理的難度可想而知。香港的身份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衹是由於陸港地的交往頻繁與摩擦不斷而逐漸顯化。
(二)身份認同的構建並非單向、而是需要陸港兩地相向而行
身份認同的糾偏與塑造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說衹有在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實踐中才能實現。雖然這一過程不可避免的會經歷摩擦與誤解，甚至身份認同的衝突。香港人的家與國的身份認同要求同存異、達到和諧，是一個北京當局與香港市民相向而行的過程，甚至要得到大陸民眾的支持。
在國家層面的指引上，北京當局需要尊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本土性，也要重塑香港人身份認同，首先改變香港與大陸的某些地緣因素，增加交流與瞭解，例如港珠澳大橋與京九高鐵的開通、內地與香港出入境制度的改革等。
其次，對於香港市民的國民教育計畫也需要恢復，如果因為懼怕摩擦和對抗而放棄對香港市民進行國民教育的灌輸，將是一個長遠的重大失策。
再者，對香港精英階層的管與治必須結合起來，不僅要管理得當，還應重塑中央的政治紀律，英國治理下的政治紀律要重新塑造，這一次，衹不過是換了服從的對象，沒有治理的隊伍是無法管理起來的。
最後對於社會運動，要明確告知中央的底線，對於越軌行為要予以迎面打擊，另外對於民眾對社會問題的抗議與民權運動要予以包容和理解，不排除支持的可能性，因為這是香港社會與政府政策溝通的一種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有損中央權威，治理將是力道十足。
但北京也不用一方押寶，對於香港社會力量的支持也是應該考慮的，藉助市民社會的力量對特區政府施壓也應該是一種政策選擇，社會的政治紀律和法律是一切管理與民主的基石，這樣才不會出亂子，才有發展的空間。
在香港社會的覺悟上，如今香港人的心態出現了重大分歧。香港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氛圍是不一樣的，階層固化，社會機會的減少，再加上選舉制度的影響，個人對自己負責的精神逐漸減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無比大，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和別人，這一點在香港青年一代的心態中尤為突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客操弄民粹做法容易大行其道。
在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公眾應該有一定辨別是非的能力。在香港與大陸的競爭不斷加劇的時期，香港社會原有的優勢必定會逐漸減弱，香港人不應該沉迷政治的紛爭，要發揮自己創業與實業的優勢，加強自己的競爭力，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找準自己的位置，方能體現“重實業，輕空談”的香港人本土性。身份認同構建的責任主要在於每個個體，而不是特區政府，也不是北京當局，每個“香港人”才是身份構建的主體。
因此，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構需要香港社會和北京當局的相向而行，才能處理好“家與國”的身份認同關係，香港的社會和政治方能從中受益，也是香港經濟基石得以鞏固的政治保險。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7月號，總第27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