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直接讓貨幣政策作用於實體經濟
文章稱，在此，可以考慮脫離傳統的政策思維，不直接讓貨幣政策作用於實體經濟，而是把包含財政政策在內的“其他政策”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貨幣政策只起到為這些政策“降成本”的作用，就可以解決這種悖論。此時，貨幣政策更像是“工具的工具”。
對於上面的第一個問題，間接融資引起的信貸錯配以及小微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症結在於銀行負債成本剛性。儘管利率市場化已經推行了多年，但影響銀行負債成本的主要政策利率——存款基準、逆回購、MLF（中期借貸便利）均處高位，且存款比例下降，其他高息負債占比提升，銀行利潤被壓縮，只能提升貸款利率。現在政策層已經有了解決辦法，就是通過LPR（貸款報價利率）定價機制的改革，構建從公開市場到借貸市場的利率傳導機制。這樣一來，為了解決企業融資貴的問題，可以順藤摸瓜，從源頭上降低公開市場操作利率，這也是本月中旬央行先後降低MLF和逆回購利率的主要原因。
對於財政問題，在保持政策基調“積極”不變的情況下，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只針對性地要求大型央企上繳更多利潤，擴大稅收；再一種就是加大發債規模，完善國債市場，同時要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對衝，減少發債對經濟的緊縮效應。此時，寬鬆的貨幣政策完全是以降低財政成本的角色出現。
對於PPI-CPI剪刀差的走闊，要明確導致CPI上行的主要原因，截至目前，仍舊主要是畜肉類的帶動，尚未向其他商品“擴散”。如果不考慮食品和能源因素，實際的核心CPI更像是“通縮”。因此，如果能夠像央行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的那樣，當前CPI與PPI的大幅背離以機構性、基數效應為主，“不存在持續通縮或通脹的基礎”，適當的降息也未嘗不可。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貨幣政策並非只是逆周期調節的工具，在國家宏觀調控手段面臨改革的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對象不僅是實體經濟本身，更多是為其他政策起到了“降成本”的作用，作為“工具的工具”而出現。
放眼海外市場，這種情況在美國早有先例。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後，美聯儲連續十次降息，很快把利率降到接近於零的水平，之後連續展開量化寬鬆。很明顯，當時的美聯儲已經認識到，貨幣政策是解決不了次貸危機問題的，貨幣政策真正能做的，就是要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創造條件。一下子把利率降至零，大大減少了其他政策的負向成本，正是在新的情況下宏觀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有的態度。
也許會有質疑者認為降息會令匯率走低，引發資本外流。事實上，匯率是個相對的概念，在包括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開始實行貨幣寬鬆的背景下，只要中國貨幣當局的降息幅度和頻次慢於外圍環境，仍可以保證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前中美短期利差預期為正且有持續走闊的趨勢，海外資金近期持續買入中國資產，維持人民幣匯率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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