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APEC”會員體國家和地區肆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行嚴格的防疫境管措施，因而其領導人以及其他與會者，都不可能親自前往馬來西亞出席各種會議，尤其是最為觸目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因而東道主馬來西亞就決定該以視訊方式進行。實際上，就連今年度的聯合國大會，在紀念聯合國成立七十五週年的環節，各會員國的領袖的與會及發言方式，都是以視訊方式進行。而今年五月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就更是開了視訊會議的先河。
在台灣當局的眼中，“視訊會議”應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難得機會。因為各會員體的領導人無須親到馬來西亞的主會場，只是在各自國家或地區設置視訊會議分會場，這就在政治上和技術上，讓台灣當局認為具有了由蔡英文親自參與的籍口：在政治上，蔡英文沒有機會與會員體的領袖們直接接觸，更不可能與各國各地區的領導人“排排企”大合照，當年“西雅圖模式”的動機之一，避免台灣當局領導人與各會員體的領導人直接接觸，就“自然消失”。在技術上，因為中華台北也是“APEC”是會員體，也將在台北設置視頻分會場，這就給蔡英文出席會議並發言，提供了在地參與的便利條件，而不像以往歷屆那樣，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因為接不到東道主的邀請函，而不能啟程前往主辦國出席。
就技術層面而言，台灣當局的籍口似乎“成立”。因為“APEC”與聯合國及世界衛生大會不同，台灣當局不是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體，因而無權安置其視訊會議的分會場；而台灣當局是“APEC”的會員體，按照大會規則必須安置視訊會議的分會場。按照台灣當局的邏輯，既然“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分會場就在台北市，人在台北市的蔡英文，也可以出席。
但在政治上，台灣當局的這個籍口，完全不能成立。實際上，“APEC”既然是政府間的國際性組織，就必須嚴格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因而在台灣當局參與的問題上，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加入的身份地位問題；其二是台灣當局出席會議的代表資格及舉辦相關會議的資格的問題，這又再分為“雙部長會議”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入會資格問題上，一九九一年二至十月，中國政府代表就中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三方加入問題與“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高官會主席、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李時榮進行了六輪談判與磋商。十月二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同李時榮簽署《諒解備忘錄》，明確規定：中國作為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實體以“中國台北”、“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稱同時加入“APEC”，台灣當局只能派主管與“APEC”有關的經濟事務部長參加會議，台灣“外長”和“副外長”不得與會，也不能承辦“雙部長會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