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製造業企業復工不但要面對原有的招工難、就業難，還要面臨招工難和復工難的新“兩難”局面。很多技能要求較低的製造業企業由於訂單積壓或者資金鏈、產業鏈斷裂，大多選擇延遲復工、甚至關停，而一些對技能要求較高的智能製造企業或者專業要求更為嚴格的大型製造業企業將會渡過難關。長期來看，招工難、就業難和新“兩難”將加劇製造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結構性矛盾。如果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廣泛性不能跟上，此種矛盾將會帶來長期影響。調查顯示，地處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企業已陸續復工複產，農民工也期待早日返崗就業。調查還顯示，多數企業對限制農民工合理流動反映強烈，盼望用工地政府和輸出地政府就組織農民工集中返崗達成一致意見。在農民工相對集中的地區，採取“點對點”的包車或專列等組織方式，集中組織農民工返崗復工的需求較為迫切。
有序推進製造業企業復工的建議
文章提出，第一，推行輸出地農民工數字化綠色健康證明。針對不少地方政府防疫前期的“嚴控”措施到目前防疫取得初步成效時仍在繼續執行，需要復工的勞動力走不出去，造成先行復工的製造業企業用工短缺的問題，需要採取輸出地發放“健康卡”等通行證，推行數字化管理，建立健康互認工作，幫助回家過年期間未發生“新冠”症狀的勞動力有序復工。例如，浙江省杭州市啟用“健康碼”以來，每日訪問量突破千萬人次，目前已累計發放“健康碼”超820萬。這一模式已推廣至浙江全省11個地市，全國其它地方也可借鑒。
第二，採取農民工返城定制化交通服務。就業輸入地應積極採取“包車、包機、包專列”等有效辦法實現“出家門上車門，下車門進廠門”，給農民工返城復工創造安全、便捷的條件，使有用工需求的企業基本要求得到滿足。例如，北京精雕集團組織員工自駕車搭乘在一起，實現200多農民工技工點對點的返城復工；浙江東陽中信紅木家具集團為保障全面複產為省外返城員工定制“專車”復工；北京公交集團為陸續復工的企事業單位的外地返城復工人員提供定制公交通勤服務。
第三，簡化復工手續，取消不合理審批，建立備案承諾制，變管制思維為服務思維。例如，廣東省佛山市出台取消以疫情防控限制企業復工複產的審批、備案等行為，企業復工複產無需批准、無需簽訂承諾書，不得要求返崗員工提供多項證明。受各地政策不同步的影響，供應鏈上下游復工時間也無法同步，造成企業生產受阻，特別是即便達到復工標準，由於員工不能按時到崗造成復工困難。部分企業表示復工後，將會與員工抱團取暖，共同克服生產運營成本上升造成的經營困難等問題。
第四，為支持企業復工複產，可遵照“政府指導、企業自定、部門服務”的原則，鼓勵各地為企業員工出行創造有利條件，緩解企業用工短缺難題。政府與企業合力解決口罩等防護物資緊缺和隔離用房不足等困難，保障防疫和復工兩不誤。調查顯示，在復工準備過程中，50%以上的企業在體溫計、消毒液、酒精、噴霧器等儲備方面準備比較充足。
第五，抓緊落實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各項優惠政策，做到“接地氣”、“冒熱氣”。努力推動重點行業企業盡快復工複產，優先支持汽車、電子等產業鏈長、帶動能力強的產業，重點支持5G、工業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民生產業轉型升級。目前，各級政府已出台多項優惠政策支持企業復工複產，尤其是推動製造業企業先復工、先落實、先受益，率先恢復產能、降低成本、減少損失、增加收益，當務之急是盡快落實相關政策、精准服務。通過國家階段性減免企業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單位繳費，緩交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一般可減少復工人員用工成本約25%左右，能夠有效支持企業復工複產，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調查發現，中央及地方出台的財稅、社保、金融等優惠政策，落實到企業身上還有一段時間差。有企業反映，當前出台的相關政策存在“同一”性，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簡便透明的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還有待進一步明確細化。
第六，針對不少地方和企業“放大招”吸引農民工復工，似乎招工難初步顯現，技工更是短缺的現象，要鼓勵企業加強對農民工人文關懷和技能提升。尤其沿海地區的“製造之都”要將提高農民工技能作為吸引農民工的重要砝碼，既鼓勵多勞多得，又鼓勵技高者多得，幫助農民工轉變為技工甚至技師，從根本上緩解“招工難、技工荒”的問題，補齊技工長期短缺的短板。“低谷”時往往更能挖掘企業自身潛力。製造業企業既需要借助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大力支持渡過困難期，也要學會化危為機，充分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轉型發展，從人力資源開發轉向人力資本提升，為戰勝疫情後提升農民工技能和增強企業競爭力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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