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您認為，中日關係改善的主要原因在哪？
益尾知佐子：如果去看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後，他的行動很明顯，從2013年開始派人、寫信，他一直主張和中國對話。但是中國什麼時候答應就要看國際上的因素了，因為這不是日本方面能決定的，決定中日關係改善節奏的肯定是中方，因為日本方面的大門一直打開。特別是2017年以後，日本政府對中國的親近政策肯定有很明顯的變化，所以過去一年的改善可以說是它的結果。那麼為什麼2017年以後日本政府開始倡導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呢？是因為它對中國的“一帶一路”進行了評價。其實，國際上對“一帶一路”倡議有不少負面的報道，但是2015年、2016年的時候，日本經濟界內部有一些研究，特別是日本的經濟團體“經團聯”跟中國的經濟團體召開了一些會議，慢慢了解到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發揮的正面影響，而且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本身，是基於過去的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雖然起了新的名字，但是有很多經濟上的做法和日本有共同點，不是我們（日本）必須要反對的，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經濟力量所發揮的正面作用，所以我覺得日本政府大概2017年初的時候就認識到比較重要的因素，然後慢慢開始改變自己對中國經濟上的政策了。當然，日本國內安全政策的專家和經濟問題的專家對有關中國的問題意見存在不同的意見，所以這也要從兩個方面看。
中評社記者：想請教您，從日本的角度來說，經濟界和政治界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認識的區別在哪兒？
益尾知佐子：經濟專家一般還在看中國很多企業在發展中國家起的很多作用，他們一般認為中國的企業通過“走出去”戰略給當地人民帶來一些新的經濟刺激，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也是通過比較正當的做法起到好的作用。他們比較注意“一帶一路”主體的變化，或者是中國“走出去”戰略的變化。以前中國剛開始有“走出去”戰略的時候，最主要的經濟主體是很大的國企，資源型的國企，但是最近“一帶一路”當然也包括國企，但基本是民間活動最多。日本很多經濟學家非常贊同民間的正面的活動，所以看到很多民間企業家冒著風險去新的國家開拓新的市場的時候，很多日本經濟學家認為這是需要鼓勵的新活動，這是一般的經濟政策，是很好的。中國的華為等大企業基於民間的一般的活動是受到日本歡迎的，而且日本方面也可以搞合作。
同時，當然也有很多安全方面的專家擔心中國的活動範圍擴大，特別是海洋方面。因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本身的模型是東亞的經濟合作，我覺得中國從GMS框架吸取了很多。這種經濟行為我們也比較熟，但是中國最近的一些經濟開發上的例子好像不太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那麼看到那些例子的時候，日本的安全專家會認為中國是在搞世界霸權，而做一些新的經濟上的項目。所以，因為政治和經濟專家的觀點都非常不一樣，聽了雙方的意見，日本政府也認為中方的行動或者目的也沒有完全固定下來，那麼便鼓勵、倡導中國在正常的方向去發展、行動。安倍政府已經說過，“一帶一路”必須是透明性的，必須按照經濟合理性，必須按照一般的經濟上的原則來做。如果中國政府沿著這種一般的原則來推動“一帶一路”的話，日本政府是可以合作的。實際上他的說法有非常明顯的目的，是在提出一些新的條件。
中評社記者：在中日關係不斷改善過程中，兩國在東海、南海、歷史等問題上仍有核心分歧，您認為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夠建立不會倒退的中日關係？
益尾知佐子：我覺得克服這些問題不太可能。我覺得中日關係本身不是獨立的，東海、南海的問題也同樣不是，肯定要受到國際上的、當然還有兩個國家國內政治的影響，就像 2010年、2012年釣魚島問題很緊張的時候，中美關係還可以。而現在中美關係則比較緊張，那麼對中國來講，日本的價值就提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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