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國向土耳其提供了一個採購“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的方案報價，勸說土耳其“回心轉意”。2018年12月，美國國務院發表通告稱，已批准土耳其採購4個連“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的請求。美前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在談及暫停對土耳其出售F-35時表示，他深信土耳其最終會擁有“正確的武器”——“愛國者”導彈和F-35戰機。
對於美國的軟硬兼施，土耳其不為所動。6月4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重申不會放棄S-400的採購協議。6月20日，埃爾多安表示，如果美國針對土耳其堅持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反導系統一事採取制裁措施，土方將對美方實施反制。針對美國稱土耳其若接收S-400防空反導系統就無法獲得F-35戰機，埃爾多安表示，土方迄今已為F-35戰機向美方支付12.5億美元，一旦美國採取“錯誤舉措”，土方將訴諸國際法院要求退款。
分歧凸顯：曾經密友溫情不再
二戰結束之後，伴隨著“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相繼出台，美國於1947年開始向土耳其提供大規模軍事和經濟援助。1952年2月，土耳其加入北約，美土同盟關係正式建立。
冷戰時期，美土建立軍事同盟關係的根本動機在於應對蘇聯的安全威脅。隨著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美土之間已不存在類似於蘇聯的安全威脅。儘管國際恐怖主義是美土兩國共同面臨的安全挑戰，但已遠不能與蘇聯構成的威脅相提並論。
“9·11事件”後，受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影響，美土關係進入轉型期。就反恐對象而言，美國所謂的恐怖威脅主要來自於“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而土耳其所謂的恐怖威脅主要來自於庫爾德工人黨。因此，土耳其配合美國發動的反恐軍事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道義上的支持。實踐中，美國和土耳其的反恐行動並未能形成與聯盟關係相稱的合作機制。
鑒於美土之間已不存在嚴重的共同威脅，再以應對共同威脅來界定兩國軍事關係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比如，美國在因契爾利克空軍基地駐軍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為本國中東戰略提供支撐，而不是幫助保護土耳其的安全。隨著土耳其自身實力的增強，土政府對外政策和實踐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一味追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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