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3日電／浙江在線訊，4月10日下午16時許，潮濕的海風吹拂溫州洞頭列島。在主島北邊只有0.74平方公裡面積的花崗村內，駐村第一書記兼農村指導員吳維玲正忙著和投資商商談“花崗驛站”民宿項目的事兒；距離她大約200米的一戶村民家中，村務助理趙春仿拿著本子記下老人接下來的“代辦”需求；此時在村口，又來下村走訪的街道幹部沈莎麗趁著停車空檔，抓緊給自己聯繫的旅遊項目負責人打了個電話……這是記者所見的三位海島小村女幹部的即時工作狀態，眼下，她們正“輕裝上陣”投入鄉村振興。
可在一年多以前，情況跟現在並不一樣。趁著工作間隙，浙江在線記者同她們聊起了“減負”感受和小村的新變。
“說起來你可能不信，以前我的手機最多有64個APP和公眾號，有的部門還會硬性規定下載量，達不到要通報扣分。”趙春仿說，“我們村裡老人多，很多都沒有智能手機，這些任務很難完成。”
變化始於去年3月。當時，洞頭區啟動基層減負綜合改革工作，向機構牌子多、職責事項多、工作台賬多、政務APP多、上墻制度多、考核督查多、創建評比多等“七多”問題“開刀”，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清單外事權需備案才能入。據介紹，當地共排查出各類政務APP和公眾號64個，只有6個可以推廣；基層工作台賬由原來的54項減少為16項；硬性指標排名從去年15個減少至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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