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大專院校中的“中國研究”課程回顧與發展 作者：蔡裕明（台灣），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
近年來中國研究成為顯學，和中國崛起、各國亟欲瞭解中國以有利於未來與中國互動合作之背景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在“需求”之下而產生的榮景。既然如此，瞭解“需求”究竟為何，理應是大學階段的中國研究教育所應該傳授的內容之一。倘若能讓學生在學期間，即能掌握若干市場的需求，勢必能提升渠等未來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基礎性”方面，學生在獲致基礎性的知識之後，可以將這些知識作為進一步深造或自行研究的墊腳石，而非僅是片斷零碎的理解。而最後不論學生對於中國的看法為何，面對中國將不再僅是想像而是真實的客觀存在，更是台灣未來難以迴避的現實與挑戰。
一、前言
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發展崛起，其在國際社會中的一舉一動，皆吸引各國側目。在關注的過程當中，或出於經貿利益或國家安全原由，皆要求深入瞭解中國以為政策制訂之基礎，並在此基礎上與中國展開各式各樣的互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各地學術界對於中國之研究，被賦予深切期待，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近年來在全世界成為顯學即是明證。在國際間，除部分早有中國研究傳統的老牌大學，如美國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英國的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以及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早稻田大學之外，越來越多的學校陸續成立中國研究中心，①甚至進行跨校整合與合作。
台灣自從解嚴之後，有關於中國大陸之狀況與研究，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界所關注的焦點與顯學之一。這可以從幾個部分看到，首先，各大專院校或民間機構紛紛成立有關於中國研究的相關係所或研究單位，或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相類似的課程；其次，民間的智庫或研究中心接踵從事中國研究，並出版相關的學術刊物或舉辦研討會；再者，台灣主要政黨也成立中國研究的單位；②此外，大專院校由於開設課程的需要，也在通識教育部門開設中國研究類似的科目，教師也可從事有關於中國研究的系統性著作；最後，台灣部分國家考試將大陸研究或兩岸關係列入考試科目。
也就是說，從社會輿論、學校、政黨與政府均強調研究與認識中國大陸的必要性，並認為瞭解中國對於未來發展與兩岸關係互動為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不可避免的，在大專院校開設中國研究的課程有其挑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從解嚴到現在，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往往牽動著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左右對於中國的理解與認知，並援引中國究竟是敵人或朋友來擴大“台灣vs.中國”的論述。也因此在講授有關於中國事務時，有時不可避免地會加入授課教師自身的認知與判斷，且高中的課綱多凸顯台灣史的重要性，並將中國視為“外國”看待，或因課程變動將中國的議題列入國際關係等通識課程的一部分，使得對於中國大陸的瞭解出現偏頗或不夠全面與客觀的問題。
二、“中國研究”在台灣之發展
將事物命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表徵。在進行“名詞界定”的過程當中，可以看見統治機關如何認識到“他者”(the other)存在的意義與本質。中共、中國大陸與中國這三個相近的名詞在台灣官方與民間的論述上有何不同？所謂的中共，一般所指涉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時期，由於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改以政黨的方式來稱呼。而中國所指涉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中國大陸的用法則較為以地理較為中性的方式來稱呼，台灣官方的正式用法為大陸二字。③
為何台灣會有中國研究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問題會形成“溢出”(spill-over)的效果，並對台灣的安全構成威脅。而對台灣的安全威脅，又是形成於在政治上，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塊土地上各自的政權，隔著台灣海峽進行武裝對峙，使得台灣不得不鎖定中國大陸的關鍵性問題進行關注與研析。第二個因素則是客觀事實的需要，這是由於地理上的緊鄰關係，政治上的鬥爭連帶著影響軍事上的結果，軍事上的敵對與不對稱，讓台灣需研擬“克敵制勝”的戰略，以及因應中國所帶來的各項風險管控。第三個因素是政治上的需要，這又形成台灣統獨兩股勢力各自的角力，以及各自對於歷史的解釋的歧異。
在1950年代初期，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多稱之為“匪情研究”或“敵情研究”。④而在1980年代時，“中共研究”在台灣日漸普遍化，同時也有稱之為“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在1990年代時，隨著兩岸間接觸往來的增加，以及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立場的轉變，名稱也出現“中共研究”、“中國大陸研究”、“中國研究”或“大陸研究”等，此可顯見台灣“中國研究”的複雜性。⑤
台灣的中國研究主要以政治與軍事作為基礎，擴及研究關於中國的諸多問題。基本上而言，台灣的中國研究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個時期：戒嚴時期的中國研究、解嚴後的中國研究以及台灣本土化時期的中國研究。在戒嚴時期的中國研究當中，主要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建立反共與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研究者的經費多來自於政府的支持。在解嚴後的中國大陸研究當中，主題則從共產黨擴展到中國相關的議題，並逐漸引用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民間社會開始有更為瞭解中國議題的需求。而在台灣本土化時期的中國大陸研究時期當中，開始全方位進行中國相關的研究，輔以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或田野調查研究等，兩岸間的交流增加後也融入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再加上網路的普及以及西方國家的研究，開始建構屬於台灣的中國研究知識體系。⑥惟台灣也開始出現統獨的爭議，使得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當中也難以避免落入統獨的窠臼。
而中國研究在台灣是否可以成為獨立的學科？經濟學家包爾丁(Krenneth Boulding)認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曾經提出簡單評斷的標準：一門學科必須通過三種測試：是否有一定的書目(bibliography)？是否能在其中開設課程？是否能就其內容舉行考試？此外，也許應該加上第四種標準，是否有任何專門的期刊?根據這四項標準來探究，則可以列舉下述的事實，說明“中國研究”在台灣已經構成獨立學科之地位。首先，在解嚴時期的中國研究時期，多衹注重馬克思主義或敵情研究之範疇，忽略理論性的著作。但是自從解嚴之後，此種情況已經完全翻轉，台灣的中國研究已經進入到學科分工的過程，並且台灣大多數的大專院校於通識中心陸續開設類似中國研究的概論性課程，或相近的課程，如兩岸關係概論、中國大陸研究概論等課程，雖然每個學校授課教師皆有不同的教學取向或研究旨趣，很難形成完整的授課綱要與參考書目，但是至少已形成一定的參考書目。
其次，接續第一點所述，近年來台灣開設有關中國研究的課程已經非常普遍。這些課程的名稱雖然不一致，但多以中國大陸為主體進行教學。這些課程的開設又非僅止於政治學門的相關系所，也有學校將中國研究這類的課程置於大學一般的通識課程之中。再者，研究生可以在中國研究範圍之內攻讀碩士、博士學位，⑦而國際關係、外交、政治等科系的研究生，也可從事中國問題相關的研究。所以對於中共研究或問題的課程，自然地可以舉行考試。最後，目前台灣以中國研究為主的期刊已經不少。到目前為止，已有《中國大陸研究》、《中共研究》或《展望與探索》等，⑧其他以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也刊載在其他政治學門或社會科學學門相關的刊物上。是以，包爾丁所評斷的四個標準都已經達到。台灣的中國研究已取得和其他社會學科平等的地位。
近年來，台灣學術界的中國研究，發展也頗蓬勃。回顧台灣對於中國研究的歷史，在民主化以前，由於海峽兩岸間的政治因素，中國研究很長一段時間被定位在“敵國研究”，也因此多被稱為“中共研究”或“匪情研究”，其研究的題材，有許多不免和國家安全有關。然而，隨著對中國定位的調整與政策的開放，兩岸的民間互動日益升溫，台灣民間社會對於中國的關注，早已超越國家安全的範疇，對相關知識的需求，自然也出現多元化趨勢。目前已經有許多大學，從通識課程提供入門課程，一直到成立專門系所，進行深度探討，甚至成立研究中心並整合校內資源，陸續展開多方位之研究。
三、台灣通識教育當中的中國研究課程
台灣各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的法制化，始於教育部於1984年發布《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由於先前已有“共同科目”課程的施行，因此，許多學校多將“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合併規劃。近年來，各個學校意識到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將共同科目予以通識化，或是取消共同科目，而改於通識課程中規劃更具學習價值的相關課程，或彌補專業系所在專業教育的不足。
於是說，許多學校將中國研究等類似課程納入該校的通識課程。這類課程的名稱，概略有：兩岸關係研究、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導論、兩岸關係概論、兩岸關係或兩岸經貿關係、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大陸研究、海峽兩岸關係史、大陸現況與兩岸關係、中國問題與兩岸關係或認識中國大陸等。
首先，兩岸關係已面臨新一波的發展。從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結束迄今，兩岸關係的發展已不同於過去10年的進展。兩岸關係自從2008年馬前總統就任以來，已逐漸建構出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並在多次的兩岸兩會高層會談中，已完成23項協議，這些協議已逐漸落實並建構正常的交流程序。然而在兩岸關係已有大幅進展的狀況下，台灣卻對中國各種層面的發展極為陌生，也因此，台灣需要關注中國各種層面的最新發展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