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5日電／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定的中國2035年遠景目標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唯一一個相對比較明確的數量化發展指標，科學認識這一發展目標的內涵和要求，對於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表明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光明日報發表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原校長黃泰岩文章介紹，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國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其中第三步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即2050年前後——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17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發展條件，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時間點，從2050年提前到了2035年，表明中國經濟未來仍具有強大發展動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需求拉動仍會持續強勁。首先，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消費總量上，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相當於美國的95.67%，而中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60%多，這表明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將對經濟發展提供持續有力支撐；在消費結構上，中國已進入消費結構升級的加速期，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新需求，可以有效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新舊動能轉換；在消費趨勢上，隨著中國經濟穩步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和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持續擴大，根據麥肯錫的調查，到2022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將達6.3億人，接近美國總人口的兩倍。其次，中國正處於新型工業化加速期。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占比仍然偏低，關鍵核心技術需要加快自立自強；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任務艱巨，品種豐富度、品質滿意度和品牌認可度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這都將引致大規模的投資需求。最後，中國正處於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形成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沿邊、沿江、沿海全面開放格局已基本成型，為對外貿易的穩定持續發展形成強大支撐；隨著自貿區建設、“走出去”戰略的持續實施，中國已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供給推動將持續優化。一是要素投入質量不斷提高。技術創新方面，在全球創新指數排行中，2019年中國上升到第14位，是前20位中唯一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明顯回升勢頭；數字化轉型方面，中國數字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二是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在產業結構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推動力持續增強，新舊動能轉換將取得根本性進展；在區域結構上，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等加快集聚發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區域經濟增長極；在城鄉結構上，中國仍處於城鎮化加速期，隨著大中城市的快速發展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城鎮化紅利將加速釋放。三是制度紅利持續釋放。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定型，隨著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完善健全，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勢將更有效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形成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
體現更加公平的目標導向
文章分析，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提出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同時，緊接著提出了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的要求。這體現了中國2035年人均GDP發展目標更加公平的目標導向。
顯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黨中央強調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要求進一步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強調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和財產收入，為中低收入群體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機會，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這些要求和部署能夠使更多的人公平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有助於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
顯著縮小收入差距。黨中央強調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並針對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通過高質量發展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顯著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黨中央提出在工作上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最大限度縮小收入差距，要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要根據到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發展目標進行對標對表，如期完成更加公平的發展目標。
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強調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既要注重機會公平，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打破行業、區域、城鄉壁壘，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使人民共享發展機會；也要注重分配公平，通過完善工資制度和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使人民共享發展紅利。二是完善二次分配制度。提出二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既要通過完善現代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等增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也要通過深化社保、轉移支付等體制機制改革增強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三是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三次分配是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通過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體系，發展慈善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也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形成扶弱濟貧、熱愛社會公益的道德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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