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圖片來源：北大國發院） |
中評社北京7月19日電（實習記者 王祠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19日受邀以《新冠疫情與經濟危機下各國應對措施的觀察》為題講座，從經濟學角度梳理新冠疫情對社會經濟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影響，以及醫療服務體系與宏觀經濟的關係在疫情衝擊下的變化，分析如何使政府主導的公共政策和應對措施更為理性。
劉國恩首先借助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這三個經濟學理論對於新冠疫情的經濟社會影響進行分析，隨後將SARS與本次新冠病毒做了對比。他認為，新冠疫情和SARS疫情相比，如果說SARS是顯而易見的凶悍“殺手”，新冠病毒則是隱匿深藏的狡猾“敵人”。從防控難度看，後者遠比前者更難對付。新冠病毒更難檢測、診斷、發現，儘管死亡率和傳播速度不如SARS。隨後還用一張圖來說明了各國的採取措施的成效。如果把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綜合考慮，可以看到，目前呈現的結果取決於每個地區疫情程度的自然情況，以及各個地區的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的嚴厲程度。根據牛津大學計算的各國應對嚴格指數，從0－100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個國家都在80左右的全球高位；其次是巴西、印度、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的中位；以及嚴厲程度低位的韓國、日本等國。
劉國恩指出，從全球範圍來看，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區域性差別很大。比如，俄羅斯、中東、歐洲、南美是比較嚴重的，以中國為主的東亞地區、非洲地區、澳大利亞相對來說影響較輕。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的分布差異並非集中在國家層面，而是呈現非常顯著的地區性差異特征。就病死情況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處於峰值以後的下行狀態，但是南美巴西、印度仍有上升的趨勢。從病死率來看，全球平均是5.13%。目前最高位的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英國等；中國、日本、美國、德國基本處於同一水平，也即全球平均水平上下；病死率更低的包括韓國、日本，還有台灣地區，全球病死率最低的是冰島。看得出來，病死率不僅僅取決於政府的干預嚴厲程度，還取決於疫情本身在每個國家發生的自然差別，甚至還可能反映不同人類族群對新冠疫情的文化差異影響。他認為這一分布後面受其文化、國家權力、自然的影響，典型如中美文化，或者東西文化的差別。
人們對經濟隔離持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個是支持隔離，因為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如果沒有人的生命，經濟或財富將一文不值消費或生產。另一方認為生命和財富之間還是有權衡的。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為什麼有些人為了更高的薪水而從事風險更大的工作嗎而且，人們不會認為風險愛好者是不理性的。劉國恩提出，拯救經濟也是拯救生命，因為人們死於饑餓和貧窮營養，只是時間問題。因此，這種權衡總是存在的，而且實際上是在不同程度的體現。隨後，劉國恩用案例和數據來分析緩和的行動、果斷的行動和大規模檢測的利弊得失，為上述幾個觀點提供證明，並且發現，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還有韓國，在經歷最初的嚴格措施之後後期經濟恢復的非常快。
劉國恩介紹，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預測，今年全球性經濟下行將超過3%，甚至可能演變為自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一般而言，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短期的V型下行，很快會反彈，也可能呈U型，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此次危機是V型還是U型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動態趨勢，即疫情的規模和持續時長；二是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比如高度統一的“一刀切”模式，還是更為精細化的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彈性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