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17大會議中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簽署，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將“兩岸和平協議”一詞正式寫入中共官方文件之中。
至於國民黨方面，2008年馬英九在總統大選前持續拋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作為主要競選承諾。馬英九指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主要前提是兩岸“不統、不獨、不武”，同時台灣不願在飛彈威脅的陰影下進行談判，所以大陸必須先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兩岸才能簽署和平協議。
2016年8月，國民黨將和平協議的構想寫入《政策綱領草案》，並在同年9月4日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鼓掌通過，正式成為國民黨政策綱領。而國民黨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綱領，主要是認為海峽兩岸政府得以確保雙方未來永續和平共存，所以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若提議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並不違背國民黨的政綱原則。
但是，由於有2016年總統大選的挫敗經驗，加上民進黨一直不斷地汙名化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以致於2019年以來總統大選的議題，國民黨候選人因為深怕主張和平協議就會被抹紅，所以也是敬而遠之。
其實，不要說主張和平協議會被抹紅，國民黨祇要提出任何跟大陸共享和平的主張，都會被民進黨給抹紅，所以與其害怕被抹紅，而在兩岸議題上無作為，還不如好好重新檢視這項國際的主流價值，祇要對台灣人民說清楚、講明白和平協議的意涵，以及追求兩岸永久和平的意義，相信台灣人民絕對不會理盲到祇相信民進黨的“戰爭論”，而不接受國民黨的“和平論”，追求和平絕對是人類社會最高的價值，國民黨何懼之有？
四、兩岸簽訂和平協議配套措施
為了避免被抹紅，以及解除國民黨的心理包袱，兩岸若簽屬和平協議，可以提出一些配套措施，就能彌補兩岸和平協議的不足之處，也比較能說服台灣人民接受，這些配套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信心建立措施與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從1996年3月的中國大陸飛彈試射的歷史經驗得知，兩岸之間因為嚴重缺乏互信，極有可能因為突發事件而引發軍事衝突，因此兩岸之間從信心建立措施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絕對有其必要性。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幾乎使美國與蘇聯瀕臨核戰爭邊緣，由於美、蘇兩大陣營都擁有足以毀滅世界的核武力量，為了避免因為誤判而導致戰爭的發生，1963年6月20日美、蘇兩國於日內瓦簽署“建立熱線制度備忘錄”，雙方同意透過直接聯繫管道的建立，在緊急狀況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保證快速提供對方領袖相關資訊，也就是所謂的“熱線”來化解可能一觸即發的核子戰爭。
“熱線”可說是近代“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CBM）的濫觴。在冷戰期間，“信心建立措施”成效良好，成功地讓相互對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沒有機會發生戰爭。
自1990年代起，台灣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的政策，而將固守台、澎、金、馬的安全作為最主要的國防任務，並開始著手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的規劃。在軍事上，台灣的國防部從1992年起每兩年發表一次《國防報告書》，同時在1996年著手研擬軍事互信機制的架構，試圖透過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來降低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在非軍事領域，台灣的“中華搜救總隊”與大陸“中國海洋搜救中心”達成不具公權力的官方備忘錄，設置熱線促成兩岸海難通報機制，以非海軍艦艇在靠近己方的海域進行海難搜救任務。
大陸過去始終認為“信心建立措施”是主權國家的行為，所以對於台灣“信心建立措施”的提議與規劃總是冷淡回應。胡錦濤上台後，兩岸“信心建立措施”開始有原則性、較直接的公開宣示。大陸國台辦在2004年5月所發表的“五一七聲明”提出了“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呼籲，顯示出大陸方面對於“信心建立機制”已經轉為可以接受的態度。
“信心建立機制”的首要工作就是“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目前大陸已經和俄羅斯、印度、東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家或區域組織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關於互信機制建立的原則、程序、內容方面的經驗相對成熟，因此兩岸可從“軍事互信機制”先行著手。“軍事互信機制”的具體內容包括：
1.透明化措施︰指將軍事能力與活動公開，以獲得敵對及周邊國家的信任，這樣可以避免產生誤解的情況。常見的具體措施包括︰事前知會要求（pre-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軍事資訊交換（data exchange）與志願觀察（voluntary observations）。
目前兩岸僅有行之有年的定期發表國防報告書的作為，未來可以考慮對演習內容、時間、兵力規模事先告知，並且開放雙方高階軍事人員互訪以增加互信。
2.聯繫措施︰指在有衝突傾向或緊張關係的國家之間建立溝通管道，作為遭遇突發危機時有助於解除緊張狀態的管道。平時也可以用這管道保持溝通，化解疑慮。兩岸之間的聯繫措施包括建立領導人熱線、軍事人員互訪、彼此共同參與國際性質的研討會、交換軍事學員、共同參與國際組織中的類似部門等。
3.限制性措施︰在雙方同意下，對雙方軍隊行動做出一些限制，使軍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特別是限制雙方軍隊在邊境的活動，以免造成誤會。就台海情勢而言，具體作為應設立軍事緩衝區、限制軍隊演習規模、商定台海中線遭遇行動準則、戰略武器互不瞄準等。
兩岸“信心建立措施”不應局限於軍事層面，而應該是綜合性的。兩岸除了可透過兩岸官方的第一軌道、非官方的第二軌道建立對話機制外，亦可透過參與亞太對話平台機制的機會，保持溝通管道暢通，達成預防外交的目的。例如前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於任內推動預防外交措施，在太平洋司令部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舉辦論壇，邀請亞太地區國家代表參與受訓，內容不限軍事，還包含地區政治與經濟議題，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讓各國官員彼此認識，得以在未來發生區域衝突事件時，各國仍能保有溝通渠道，達成預防外交的目的。
（二）第三方勢力的導入
當和平協議談判陷入各肇皆不信任、無法解決的僵局時，第三方的適時介入，藉由議題的重新包裝、確認，或是給予拒絕談判一方威脅性的制裁、獎勵、建立互信、建造良性的對話機制就顯得相當重要。
台灣方面要求美國嚇阻中國大陸對台動武，大陸方面則希望美國阻止台灣走向獨立之路，在兩岸缺乏官方溝通管道之際，美國儼然成為台海兩岸最主要的訴求對象，因此美方最有可能扮演兩岸之間的第三方角色。柯林頓政府時期，當時擔任密西根大學學者的李坎如（Kenneth Libertha）提出兩岸“中程協議”的構想，內容重點在促成大陸與台灣簽署協議，透過“台灣不獨、中國不武”，以“一個中國”為協議架構前提來約定兩岸維持現狀幾十年不變。柯林頓政府時期，李坎如進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任職後，美國官方接受李坎如的提議並加以修改，成為兩岸架構“信心建立措施”的提議。
即使美國願意協助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主角還是台北與北京，美國充其量祇是配角而已，因為雷根政府在1982年提出對台“六大保證”，其中一項就是保證不會施壓台灣走上談判桌。因此美國在扮演兩岸之間的第三方角色時，頂多祇是擔任唱和、鼓吹的斡旋者，所以不論未來美國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美國都不會主動扮演參與兩岸談判的“調停者”。
不過美國擔任兩岸和平協議的第三方角色，並不是毫無爭議。第三方的介入本質上是中立的角色，但同時也是談判的一部分，所以也有其本身利益、誘因與影響力等考量。從大陸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台軍售不但破壞了大陸與美國簽署的“三大公報”基礎，更提高了台灣的談判籌碼，因此大陸勢必擔憂美國在利益驅使下立場過於親台，而對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質疑。
尤其是從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後，一方面給予蔡英文政府諸多的“善意”，包括川普打電話給蔡英文，簽署《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以及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等，對蔡英文政府釋放太多善意訊息，讓蔡政府可能誤判祇要完全親美，就可以獲得美國的保護，甚至兩岸如果發生衝突，美國也可能再派航空母艦到台海周邊監視。
另一方面，2019年1月以來，民進黨在美國的暗助之下，不斷地操作“反紅色滲透”的議題，以作為選戰的主軸，讓兩岸關係進入危機年，美國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與AIT本身，就不斷地出言警告，希望制止美國國會議員邀請蔡英文到國會演講，以避免兩岸關係更加惡化，這是美國扮演第三方角色的重要動作。畢竟，如果美國不事先反應，若民進黨台獨行動越加惡化，逼得大陸必須親自動手遏止台獨的蠢動，那麼大陸的動作可能會比1996年的飛彈試射更為嚴重，屆時美國想再制止急獨的行動，恐怕就來不及了。
所以，如果雙方能夠簽署和平協議，保障兩岸的和平發展，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國民黨為了展示捍衛台海和平的決心，更應主張兩岸簽署和平協議，讓民進黨政府不再有機會把大陸幻化成“敵人意象”，也讓民進黨失去操作反紅色滲透的立足點，這才是追求兩岸永久和平之道。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