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在成熟領域嘗試負面清單管理。預計貿易投資便利化仍將是下階段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頭戲。建議按照“十三五”規劃提出的逐步建立外匯管理負面清單制度的思路，推進相關改革。比如說，在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可嘗試對經常項目外匯收支管理建立負面清單。如果貿易便利化只是簡化一個個憑證、一道道手續的零敲碎打，將會影響市場獲得感，挫傷市場積極性。再比如，跨境直接投資的可兌換程度已經比較高，也可以適應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提高、彈性增加的新形勢，考慮引入負面清單管理。負面清單之外的交易，則從規則監管轉為原則監管，適用於國際通行的KYC展業原則，嚴格履行“三反”義務。
第四，要堅持風險可控前提下先行先試。現在國內批准了很多特殊經濟區域（如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等）和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等）。這些規劃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打造與國際經貿規則接軌的對外開放高地，彰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決心。我們可以在這些地區先行先試一些金融改革開放舉措。這些試點應該按照市場有需求、機構有能力、監管有抓手的原則，堅持立足服務實體經濟，圍繞區域功能定位，梳理體制機制障礙，進行金融創新。要做什麼就吆喝什麼，避免概念性、口號式的炒作；要做什麼就像什麼，獲得試點資格後，應該對標國際規則和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方案和流程設計。
近期業內關於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討論，將當前形勢有利作為出發點，這仍沒有逃出功利性開放的範疇。鑒於當前內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如果根據資本流動形勢的預判來決定開放進程，勢必將來有可能因形勢變化而逆轉開放安排。況且，即便出現趨勢性的資本流入，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上次危機應對主要經濟體大放水，造成新興市場資本過度流入，就埋下了後期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美元利率走高、美元指數升值，新興市場金融動蕩乃至危機的隱患。因此，設計制度型的金融開放路徑，應該穩扎穩打、穩中有進，要有“開弓沒有回頭箭”的覺悟。
此外，擴大金融開放還要增強對市場波動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在匯率越來越市場化，央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干預的情況下，決定資本流向的是經常項目收支平衡。當經常項目順差時，資本項目必然逆差；經常項目逆差時，資本項目必然順差。經常項目順（逆）差越大，資本淨流出（入）規模就越高。同時，資本流入不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資本流出也不意味著人民幣貶值。如果股市匯市漲一點就喊熱錢流入，跌一點就說資本外逃，那麼開放就是自尋煩惱。在擴大金融開放過程中，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統計監測和分析，堅持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確立買者自負和風險中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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