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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飛騰（中評社 劉柯岑攝） |
中評社：您曾經提出，深化中日韓天然氣合作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可否具體闡釋一下？
鐘飛騰：對於中日韓天然氣合作來推動綠色“一帶一路”，我是這樣想的，首先，“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本身是有一個發展的。早在2013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還主要側重於一塊搞經濟合作建設，到後來“一帶一路”倡議的含義越來越豐富，目標也越來越明確。在2017年第一屆“一帶一路”高峰會的時候，中國提出了和平之路、綠色之路等理念，這跟我們國內十九大報告當中提到的五大發展理念也是密切相關的。2018年8月份，“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周年紀念會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他認為“一帶一路”要從“大寫意”走向“工筆畫”。在項目建設、開拓市場、金融保障上提出了新建議，針對性更強。習主席同時也強調，要規範企業投資經營行為，注意保護環境，履行社會責任等。其中2019年4月，在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又提出，把綠色作為底色，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投資、綠色金融，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這說明中國政府並不是只在在國內有很高的要求，到國外就降低了對企業經營的要求。有一些人批評中國輸出污染，我覺得建設綠色“一帶一路”是對這種比較淺薄的觀點的反駁。中國提出來綠色“一帶一路”，也是表示我們在國內外的標準都是一樣的。中國處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在國內要推動綠水青山這些理念，國外也一樣，就是綠色發展。
把天然氣合作與“一帶一路”聯繫起來，也是基於天然氣作為一種能源來講總體上比較綠色。此外，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日本和韓國作為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其能源消費結構裡面的天然氣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中國將來收入水平也要往上走，收入水平往上走的一個基本內涵，就是普通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多了，錢多了，自然對生活環境要求就比較高，就會對能源消費結構有新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推動中日韓的天然氣合作會有一種示範效應。隨著經濟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環境要求的提高，應該怎麼樣來處理配置能源消費結構，使個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的關係更加和諧，這方面中國可以從韓日那裡得到很多經驗。如果中日韓的天然氣合作進行得好，就可以作為一種示範，也使中國在推動全範圍的“一帶一路”的綠色發展、綠色建設時在能源角度擁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和借鑒意義。
日韓天然氣進口主要來自於中東地區，像卡塔爾這樣的國家也是中國液化天然氣重要進口來源地，未來中日韓在維護能源安全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建設所強調的互聯互通，也包括能源基礎設施在內，中國的天然氣進口一半左右來自於中亞地區的土庫曼斯坦，還有哈薩克斯坦，未來中日韓還可以進一步合作開發。同時，來自於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地的液化天然氣也逐年增多，維護海上通道的安全也是必須的。此外，中日韓在建立亞洲天然氣的定價機制上也存在一些合作利益。
當然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含義遠遠超過能源種類和供應本身，還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包括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當中用的綠色環保的材料、可持續的材料，其內容非常廣，這完全是一種新型的產業模式。
中評社：在促進東亞經濟合作方面，中日兩國可以有何作為？
鐘飛騰：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除了雙邊之外，的地區貿易協定談判。比如，現在日本達成了TPP11國協定，中國有一些學者也在考慮，中國將來是不是要加入到標準比較高的一個地區貿易協定當中。但是我覺得目前來看這還處於一個討論研究的階段，中國不會很快加入到日本扮演領導角色的TPP11國協定中。這倒不是說中國不願意看到日本扮演某種領導角色，而是基於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TPP的一些條款要求還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重新談判需要一段時間。
此外，討論比較多的地區FTA即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也正在推進，而且速度比預期要快一些。本來說是到今年一定要達成，但是最終是否能夠達成除了中日兩國之外，還涉及到印度的態度，印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談判方。所以這方面可能也還有不確定性。這涉及到東亞合作的很多方面，已經超出中日的範圍，當然中日在裡面還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也在進行當中，但是進展不如我們預期的好。因為這涉及到貿易協定以及地區之間的貨幣互換。中日之間當前恢復了貨幣互換的協議機制。這種貨幣方面的合作，實際上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速度是最快的。從1997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在東亞地區發展最快的就是以清邁協議為基礎的亞洲金融合作。因為東亞金融危機對於很多當時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衝擊非常大。由於高度市場經濟，越是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對於金融危機受的影響就越大，但中國當時因為還比較封閉，又加上中國政府的政策到位，總體上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不太大。
中國加入WTO以後，對東亞合作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東亞的合作出現了很多種模式，就是所謂“10＋1”、“10＋3”，“10＋1”就是“東盟加中國”、“東盟加韓國”、“東盟加日本”；“10＋3”就是“東盟加中日韓”。大略來講，東亞地區的合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表現在應對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金融合作；第二個階段是以“10＋1”為特色的、相互促進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經貿合作框架。其中，推進最快的就是“10＋1”。中國於2002年就跟東盟簽了一個FTA，日本緊接著跟進，然後是韓國。
中國推動東盟跟中國合作，刺激了日本、韓國的跟進，到後期就出現了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的合作，這是一個大的特色，也是東亞地區合作的第二個階段。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這個趨勢也沒有減弱。前幾年李克強總理去東南亞訪問的時候，表示中國東盟進入“鑽石十年”，並提出了七八條意見，引導東盟往下一個階段發展。東盟在2015年的時候也建立了東盟共同體，包括經濟、安全和政治共同體，所以雙方發展都是進入了一個比較良好的階段。出現這種勢頭的更大的背景實際上是全球化還在往前推進。在特朗普上任以前，西方社會對全球化總體上持比較支持的態度。
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抵制態度，東亞的合作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態勢。背景當然也很明確，美國不再願意扮演領導者角色，美國國內市場對外開始收縮，保護主義上升，亞洲國家必須開拓新的市場空間，因此彼此之間的合作有了新的內容。新態勢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中國提出了很多的倡議，中國不再只跟東盟合作，而是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還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中國帶動亞洲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在東亞合作上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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