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韓澳”機制正式提出於本世紀初，始作俑者是澳大利亞。2001年7月30日，在美國與澳大利亞外交和國防部長“2+2”會晤中，時任澳大利亞外長唐納首次提出了“美澳日韓四國安全磋商機制”的設想，美國方面立即表示“認同”。雖然這只是一個尚未成型的設想，但卻給美澳之間原本不太引人注目的“2+2”會晤增色不少，同時也在亞太地區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日韓兩國對澳大利亞這一設想並不熱心，沒有給予積極的配合與回應。東南亞國家對此極其不滿，擔心由此導致中美直接對立甚至衝突。在東南亞國家看來，唐納的設想明顯是要削弱甚至架空東盟地區論壇，是要取代東盟在亞太安全領域中的樞紐地位。正是基於此，東盟主導的東亞經濟合作一直不願接納早就躍躍欲試的澳大利亞。
所以，澳大利亞外長唐納提出的“四國安全磋商機制”設想很快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局面。唐納表示，這一計劃不是為了建立亞洲版的北約，“如果招致區域各國的強烈反應，就不值得去做”。
然而，“美日韓澳”構想由於符合美國利益而大受美方歡迎，在美國的積極帶動下，近年來“美日韓澳”四國安全磋商機制隨著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變化和美國的戰略調整，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
2013年8月，日韓澳三國參加了美軍在阿拉斯加埃裡克森空軍基地舉行的“紅旗-阿拉斯加”聯合空戰演習。隨著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美制F-35隱形戰鬥機的成建制列裝，未來三國將會更多地參與美國空軍的相關聯合演訓，從而提高四國空中力量的同步迭代和聯合程度。
隨著朝鮮半島安全形勢的急劇變化，美日澳“對抗北方”聯合軍演規模逐年擴大，演習實戰意味更濃。2014年2月，韓國首次參加美日澳“對抗北方-2014”聯合軍演，為“美日韓澳”機制注入了新的動能。
值得關注的是，澳大利亞為了彰顯其在東北亞乃至西太平洋的影響力，積極融入美日韓三邊機制。今年2月至3月，來自美、日、澳三國的近100架飛機參加了在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舉行的“對抗北方-2019”聯合軍演，澳大利亞派出了16架飛機和450多名人員參加，包括12架F/A-18A戰鬥機、1架E-7A預警機、2架C-27J運輸機和1架KC-30A多用途加油運輸機。
美國更希望澳大利亞能夠加入美日韓反導體系，在區域導彈防禦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美國今年1月發布的《導彈防禦評估》報告中，美國提出與澳大利亞重點聚焦先進導彈威脅，並促使澳大利亞參加美日韓之間的反導合作。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索恩伯裡提出，要為美日韓澳四國間的反導及其他演習撥付1500萬美元預算。在美國國會的推動下，澳大利亞可能被邀請參加美國、日本和韓國聯合反導演習，並升級其裝備的反導能力，以便更好地融入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導彈防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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