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香港回歸的主要的談判對手是英國政府，以中英聯合聲明為代表解決了香港問題，當時並沒有把港人作為主要談判的對手。當然，英國政府打民意牌，把香港的民眾卷進來，當時北京也有策略的應對了這個問題。但這次“兩制”台灣方案，把台灣當局放到一邊了，開始轉向整個台灣社會，台灣的民眾。
“這裡面問題的複雜程度就大不一樣了。”胡偉星分析，台灣從90年代以後開始民主化，通過幾十年選舉，台灣民眾的意識、話語權有了很大變化，島內政治跟當時的香港也完全不一樣，“怎麼做台灣民眾的工作，對於這個我們都要有充分的考慮。”他指出，過去香港回歸後，通過成立一些咨詢委員會把香港各界組織起來，但這種方式用在台灣可能還不夠。
胡偉星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此次講話提到的倡議，都是一些比較原則性的東西，“比如民主協商的參與者是誰，如何跟台灣的執政黨對話，如何跟在野黨對話，如何與智庫、民間對話，這些都需要動腦筋。”
與此同時，胡偉星表示，協商、對話的對象不僅包括台灣島內，由於台灣問題跟國際環境緊密相連，其實也要包括國際社會，包括做美國的工作。
“所以‘兩制’台灣方案這句話裡面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過程還是比較長的。”但胡偉星希望不要再拖幾十年，最好是在“兩個一百年”的中程階段來實現。他還注意到，這次講話中還體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大陸方面的主導權，但在“一國兩制”已經被污名化的背景下，大陸也不能低估其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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