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2024選舉看台灣青年世代群體畫像 作者：黃裕峯（台灣），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摘要】2024年台灣選舉產生新的政治格局，台灣民衆黨成為討論焦點。本文梳理出柯文哲與民衆黨的主要支持者群體是青年世代，并從他們的成長環境、媒介接觸、兵役經歷、教育改革、人口結構、婚姻狀況、醫療保障到文化記憶共八個維度進行梳理。研究揭示，台灣青年世代成長於社會急劇轉型期，受多重因素塑造，形成複雜多變的群體特性。政治上，他們立場的不穩定可能加劇分裂，對社會凝聚力構成挑戰；在兩岸關係層面，受媒體輿論影響，他們展現出矛盾的心理狀態；心理上，雖享有醫療等福利，但面臨人口老齡化、醫保赤字等問題，感到迷茫和焦慮。他們的行為邏輯反映出對現狀的不滿與探尋出路的想法。描繪台灣青年世代的群體畫像，可為理解台灣社會的當下與未來提供參考。
2024年台灣的兩項選舉引發了廣泛關注。此次選舉共有三張選票，涵蓋了“總統”、“立委”以及政黨三個層面，展現了台灣人民對不同政治理念的投票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衆黨在此次選舉中嶄露頭角，其候選人柯文哲與吳欣盈共同斬獲了369萬張選票，同時在政黨票方面也有顯著增長，從2020年的158.8萬票（占比11.22%）躍升至304萬票（占比22.07%），并獲得8個民意代表席位。這一跨越式的進步，使民衆黨一舉成功跨越了政治發展門檻，更讓人好奇：民衆黨的票源究竟從何而來？匯聚票源的群體其輪廓為何？
一、柯文哲與民衆黨策略布局
民衆黨（TPP）由柯文哲等人發起組建，於2019年8月23日成立，是台灣獲准登記的第350個政黨。對比過去台灣在“立法院”組成黨團政黨的政策綱領，如：親民黨、新黨、“時代力量”、“台聯黨”，民衆黨所提出的理念、政策或在關鍵問題上的立場似乎不明顯。
進一步挖掘民衆黨入黨申請條件的兩個特殊之處——“年齡滿16歲”和“允許雙重黨籍”，實際上體現了該黨在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中的策略考量與應對措施。首先，“年齡滿16歲”這一條件，顯然是為了吸引更年輕的群體。在台灣，16歲被視為少年向青年過渡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的年輕人正處於思想活躍、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民衆黨通過降低入黨年齡門檻，以培養年輕人對政黨的品牌意識，企圖將這些潛在選民和可動員的中堅力量納入黨內，成為未來政治活動的基本盤。
“允許雙重黨籍”這一制度設計，則顯示了民衆黨在政治布局上的策略。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中，藍綠陣營長期對立，民衆黨作為新興的政治“第三勢力”，需要在這種制度結構造成的政治格局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空間。允許雙重黨籍，意味著黨員個人可以同時加入不同的政黨，有更多的參政議政機會。不喜歡國民黨與討厭民進黨是民衆黨的主要訴求之一，2024選舉，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政黨票共占29.26%，民衆黨獲得22.07%之外，尚有7.19%被分散在13個不同政黨，如：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換句話說，假設微型政黨的票源在關鍵時候能集中到同一個政治“第三勢力”，則不分區民意代表選舉結果將變成國民黨12席、民進黨12席與民衆黨10席的格局，“關鍵少數”變得更關鍵，微型政黨也能通過民衆黨團內部不同政黨身份來達成所代表群體的政治協商角色，提供了更多機會來確保自己所代表或關心的特定利益在政治決策中得到考慮和保護。對於民衆黨而言，再多2席，無疑增加了在政治合作與聯盟方面的話語權。通過這種制度，民衆黨可以橫向與縱向整合不同政黨的資源和力量，形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綫，破局藍綠兩極競爭形成的主基調，在夾縫中崛起。
實際上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政治“第三勢力”其實一直存在，衹是分散。2008年是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代表制度改革的關鍵年，任期從3年延長為4年，席次從225席減至113席，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制度施行後，得票率對各政黨參與後續的選舉門檻造成決定性的影響。2008年的選舉結果，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得票率是11.86%，2012年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得票率則增加到20.84%，2016年開始，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第三勢力”繼續增加到29.03%，2020年32.66%，2024年29.25%，保持三成左右至今。數值說明了2024選舉能形成“三腳督”的基礎何在，也預示著未來台灣政治走向的其他可能性。
至此，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策略已經相當清楚，一個是布局基本盤下沉到青少年群體，另一個是團結政治“第三勢力”。從理論上講，雙重黨籍制度能够鼓勵黨員在不同政黨間交流思想、分享資源，進而促成政治合作或聯盟。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戰綫的理論指導可能會成為整合不同政黨和力量的一大難題，無法發揮潛在的政治效能。不過，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微型政黨往往因為力量薄弱而難以進入政治決策中心，當前民衆黨是唯一能提供發揮影響力的政治平台。所以，民衆黨出現內鬥、出走、退黨等內部紛爭的新聞不足為奇。此外，2024選舉中討論最熱烈的“藍白合作”議題，從這個角度分析，長期影響也不大。按照台灣選舉部門的公開數據資料，2024投票的關鍵群體是1975-1984年出生，現年40-49歲的388.5萬選民，占比19.88%；次要關鍵群體是1965-1974年出生，現年50-59歲的353.1萬選民，占比18.06%，兩者合計占全部投票人數的37.94%。這些群體都是藍綠格局的世代，都不屬於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策略目標。藍白不合，民衆黨衹要繼續保持策略模糊，并主打世代差異，隨著世代推移，國民黨逐漸被新世代邊緣化。如果再回歸到當初藍綠合謀設計出的“單一選區兩票”選舉制度，新的綠白格局形成，則國民黨將陷入困局。
二、柯文哲與民衆黨的支持者
台灣用藍綠與深淺來劃分政治光譜，這樣的分類方式基本適用於主要政黨，而柯文哲與民衆黨應該屬於哪一個坐標位置？學術研究要求遵循一定的規範與標準，為了要確保能對應唯一實體或概念，避免出現重複，達到互斥，通常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方式。從這個要求來看，國民黨或民進黨支持者的特徵劃分都相對清楚，一般使用三種維度進行編碼：統“獨”、省籍、政黨。但是，用這樣的編碼方式無法解釋民衆黨的支持者特徵。
柯文哲的言論和行為存在爭議和批評，在兩岸關係上態度反復，主張要“五個互相”“務實”“兩岸一家親”，但又出現過激言論。他本人不衹一次表示係出墨綠，但民進黨把柯文哲貼上“背骨”標簽，藍營說他是“綠白合作”“缺乏誠信”。藍綠都有人指柯文哲是政治“變色龍”。
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型強調傳播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有助於理解柯文哲提出的觀點和影響。在傳播模型裡，可以將柯文哲與民衆黨視為傳播者（Who），通過公開活動、社交媒體、新聞等多種傳播渠道（Which Channel/Where），放大相關內容并傳遞出信息（Said What），這些內容會引發接受者（To Whom）根據自己的興趣、價值觀和經驗，選擇性地接收和解讀，形成正面或負面的認知。當傳播活動對接受者產生了顯著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s），接受者會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和忠誠，轉化成行為，更進一步成為支持者。無論是否當選，柯文哲與民衆黨的價值觀已經對支持者產生影響，帶來島內另一種改變。如果傳播效果是獲得304-369萬張選票，有必要反推這些票從誰的手中投出來？
在無法得知個體投票行為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公開發布的選舉民意調查進行比對。菱傳媒的民調數據顯示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20-29歲（55.98%）與30-39歲（54.08%），屬於青年世代，這個年齡在心理學屬於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生命階段任務主要有戀愛、結婚、養兒育女、建立新家庭、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尋求職業、工作經驗、掌握技能等。可以說是當前台灣社會中最具活力、影響力的群體之一。推算這個群體的出生區間在1985至2004年間。以此推算他們成長年代的社會背景，正好是遭遇教育制度、兵役制度、選舉制度、輿論環境、傳播科技、生活文化等重大變革的第一批人，他們經歷了一條有別於自己父母走過的成長道路。因此，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競選策略不操作藍綠對立，而是按世代區分，提出“客廳革命”“這一次聽孩子的話”。如此就能理解台青在這次選舉中支持柯文哲的行為邏輯，行為邏輯的背後是台青的個體困境與集體記憶。
三、台灣青年的集體記憶
這個年齡段的群體所共同經歷的事件、文化及社會現象，深刻地塑造了世代的集體記憶，從他們的成長環境、媒介接觸、兵役經歷、教育改革、人口結構、婚姻狀況、醫療保障到文化記憶共八個維度進行梳理：
1.成長環境。1992年海峽兩岸在香港會談達成共識時，這個群體中年齡最大者約7歲，處於小學低年級的教育階段，最小者則還沒出生，“九二共識”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政治記憶。相同的時空下，他們的父母輩見證了大陸和台灣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巨大變化，也親身經歷了兩岸關係從緊張到和解再到發展的全過程，對於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有著更為深刻的印記。
來自草根的陳水扁在2000年上台執政，這個群體的第一批人已經進入青少年階段，身心發展迅猛，思維逐漸成熟，對政治開始有了初步認識和理解。隨後，陳水扁貪腐導致“百萬紅衫軍倒扁”。精英馬英九帶領反對黨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支持上台，之後又發生士兵洪仲丘案導致“白衫軍”上街頭。可以說，這個群體在政治環境的多變和鐘擺式的波動中成長起來，這使得他們與那些在國民黨穩定執政時期成長的世代形成了顯著的區別。他們目睹了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最終都經歷了相似的興衰起伏，也見證了政黨體制內外的複雜博弈與權力交替。這樣的成長背景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使他們在看待政治問題時能够擺脫藍綠陣營的歷史包袱，從而形成了一種與父母輩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這種政治觀念，讓他們在面對複雜的政治議題時可以抱持著開放、多元和務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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