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右翼民粹主義的極化政治定位。特朗普主義是特朗普政治個性與共和黨政治傳統的奇特結合。共和黨是美國的保守黨，偏向於美國傳統價值觀和本土精英利益。在民主化時代，保守黨存在特定的政治困境，即在保守傳統及精英利益的同時必須要面向日益大眾化和多元化的選民群體不斷尋求妥協與整合，從而逐步喪失保守主義的價值穩定性和嚴格的政治規範邊界。作為美國政治的右翼，共和黨與其他國家保守黨一樣，被迫採取了適度向多元選民群體傾斜的政治生存策略，由此出現了與民粹主義結合的政治通道與實踐。特朗普契合了這一右翼民粹主義的演變趨勢：一方面，特朗普代表了本土精英利益，與共和黨存在基本道德譜系與核心利益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特朗普打破傳統政治規範及精英修辭的方式有助於溝通選民，挑動民粹，利用美國的身份政治和種族認同激發中下層白人選民的政治忠誠，造成一種通常的共和黨政治領袖無法營造的民粹化激情和政治狂熱。這種右翼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條件下的右翼極端主義，存在“法西斯化”的高度政治風險，若缺乏有效的民主程序規範和法治約束，很可能造成美國的“法西斯化”。但美國社會有著強大的民主規範傳統和法治權威性，特朗普主義在刺激民粹情緒而取得政治斬獲的同時，也在激發包括民主黨在內的美國知識精英、中產有教養階層、有色人種以及廣泛的公民團體的危機感和政治反制意識。這次選舉翻轉及特朗普的優勢受挫，代表了美國民主政治對特朗普主義的警惕、節制和反彈能力，從而基本排除了美國的“法西斯化”，重建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內在規範與平衡性。但特朗普的政治蠱惑力、反彈力與破壞力不容忽視。保守化的最高法院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憲制保障機制，大法官們的職業操守和對憲法的根本忠誠是抵制這一右翼民粹主義的規範基石，因而最高法院將經受前所未有的憲制考驗。
第三，白人種族主義、逆向身份政治與美國民族特性論。特朗普主義拒絕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對移民持有排斥立場，尤其對有色人種的美國化及其對美國民族特性和身份認同的挑戰保持嚴格的警惕。特朗普理想的美國是“白人至上”的美國，是保持美國建國之初的白人種族主義（1787憲法保留了奴隸制）及美國根深蒂固的新教倫理的保守主義框架。今年9月17日美國憲法日，特朗普提出要啟動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計畫”，將其命名為“1776計畫”，以針對和削弱美國某些州推行的可能損害美國歷史認同和白人中心地位的“1619計畫”。特朗普採取了逆向身份認同，不是更加凸顯少數族群的身份識別與平等化的權利保護，而是回歸一種白人種族主義，強調白人至上和白人認同對美國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的根本重要性。挑動身份政治和種族仇恨，利用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生育恐懼”和“選票恐懼”來擴大白人選民的支持率，是一種“劍走偏鋒”的選舉政治策略，在選舉得分的同時也必然加大美國社會的種族裂痕和深度分裂。這與美國的“大熔爐”政策及自由多元主義傳統存在嚴重的規範性對立。以種族政治和身份政治為基軸，特朗普主義要喚醒的正是美國民族特性，即白人新教徒的高貴而純淨的美國，拒絕其他種族與宗教成分的過度“污染”和侵蝕。這種種族政治同時啟動了美國受世俗主義和多元主義壓抑已久的基督教原旨主義道德熱情、保守理念和重建嚴謹的“基督教美國”的政治衝動。種族策略是飲鴆止渴的政治權術，也是特朗普主義風險性和破壞性的重要來源，勢必不斷挑動和揭開美國歷史和政治體系的既往瘡疤，製造更多撕裂、對立和嚴重政治衝突。在綿延日久的“黑命貴運動”中，我們已見證特朗普主義留下來的政治社會嚴重衝突和撕裂的後遺症。
第四，“美國優先”的獨霸主義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及新霸權構想。特朗普主義的帝國撤退本質上並非放棄全球霸權，而是霸權的自我理性調整與鞏固。“美國優先”是一種全球化和全球和平霸權精神的倒退，一種獨霸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合流。美國優先意味著美國不再接受全球義務、盟友義務與共同安全的傳統價值觀和制度規範的約束，而是以美國作為唯一中心、以實力作為唯一基礎、以霸權的制裁能力作為行動手段、以重構國際組織體系與國際治理秩序作為遠景目標，建立一個新式的全球霸權。特朗普主義背離了二戰後美國建立的自由帝國主義霸權傳統，這是一種有著內在規範性和一定程度公平性的全球治理體系。而新霸權則意味著全面的不公平治理體系的建立，無論是美墨加貿易協定還是中美貿易協定，抑或印太戰略聯盟，美國優先造成了美國結盟政策的非道德化和嚴重的不公平性，因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予信賴和可持續的新霸權體系。新霸權是以更加本土化的民族主義為基礎，而不是以普遍化的全球主義為基礎，從而結構性偏離了美國作為全球立法者的道德基礎和責任規範。特朗普主義的出現有著客觀的美國衰變背景，即美國的全球治理責任與美國實際國力（全球GDP占比持續下降）之間長期發生的錯位與失衡。特朗普發現了這一根本弱點並提出了自身的補救方案，這是其長期深刻影響和塑造美國政治體系的理性基礎所在。新霸權是一種缺乏內在規範力量和互信基礎的純粹民族主義霸權，對美國精神和力量的實際損害要遠超過徒有其表和暫時性的制裁或脅迫收益。特朗普主義的理性霸權共識就如同其反復破產的商業人生實踐一樣，是充滿冒險、狡詐、功利及內在矛盾性的。
這就是拜登政府將要面對的特朗普主義政治遺產，也是拜登回調與回歸奧巴馬民主黨路線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和壓力。這也是美國選民心目中“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特朗普的出現，是美國政壇黑旋風，是美國立國傳統中“非主流”的反聯邦黨人心智的回潮，也是美國政治光譜中右翼民粹主義的極端化發展，是白人種族主義與身份政治的逆向翻轉與冒險操作，更是美國重建新帝國霸權的斷臂求生式的道德與政治再造。拜登時代的回調治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安撫和治療特朗普主義背後的保守極端化趨勢、特定選民群體的政治憤怒以及帝國霸權的內外失衡與道德空心化？這是需要嚴肅思考和判斷的重大問題。
二、拜登時代：民主黨自由多元主義的內外處境
特朗普的不認輸性格與纏訟策略並不能從根本上影響一個“拜登時代”的到來。在美國總統大選各州計票結果大致公佈之後，儘管仍存在一定的法律爭議及個別搖擺州的重新計票，但西方主要盟友均已確信拜登當選並發佈正式承認的賀信。西方盟友的“集體承認”行為並非是對所謂特朗普的個人背棄，而是建立在如下兩個關鍵性的認同基礎之上：其一，民主價值觀及對美國民主程序的規範性信任，不認為存在系統性選舉欺詐或作弊的可能性，否則就不是一屆美國選舉或一個美國的事情了，而是整個西方民主信心是否可以維繫的重大問題了，西方盟友不相信特朗普的肆意指控；其二，特朗普主義推崇的逆全球化、美國優先及對盟友關係的欺詐與敲詐策略，帶來了盟友普遍的不安全感與信任危機，拜登的基本路線是盟友熟悉、習慣與可接受的帝國霸權路線，是盟友體系穩定的規範依據，故拜登當選是盟友們的“政治心願”。但盟友的心願不能改變特朗普主義在美國既定的影響力和破壞性，而拜登時代的自由多元主義回調努力也將面臨複雜和艱難的內外處境。
拜登的民主黨路線，從規範性層面而言可概括為一種自由多元主義，主要的政治原則和政策要點包括但不限於：其一，相對徹底的世俗理性主義，對宗教信仰和熱情相比共和黨更加節制，承認啟蒙基本價值觀和科學精神；其二，多元主義和包容性倫理，對不同的移民群體、宗教信仰、文化類型與生活方式持平等包容立場，尤其對黑人權利、同性戀權利、墮胎權利及一系列福利權利持正面肯定和積極保障的政策立場；其三，全球戰略與外交政策上強調道義責任、民主價值觀及普適主義，傾向於建構一種偏向公平和共享的盟友體系及帝國霸權架構，將美國國家利益巧妙融入全球化與盟友聯合體系之中；其四，在利益代表和關鍵政策立場上，民主黨傾向於代表美國本土中產階級及全球化精英集團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價值觀和政策組合影響和團結美國中產人士及全球化精英的支持；其五，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吸收與整合了二戰後歷次平權運動與憲法權利運動的基本理論成果和制度成果，但在平等化層面存在激進傾向，出現了對美國傳統身份認同、價值觀及國家特性一定程度的消解與威脅，從而引起了美國保守派力量的警惕和反制；其六，民主黨追求的全球霸權是一種以民主和全球化為核心支點的規範性霸權，以盟友內部的安全與政治團結及對外的顏色革命與文化輸出為系統政策的基準面，確保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道德至尊地位與文化領導權。
拜登的民主黨路線與奧巴馬相似，且拜登做過奧巴馬的副總統，相信在基本的理念與政策立場上會高度趨同，但也會有拜登本人的政治個性與側重點。但拜登的執政之路顯然不可能是坦途，因為特朗普主義據以產生和回應的那些疑難的內外治理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甚至存在進一步激化，而自由多元主義的系統方案似乎並不能安撫美國憤怒的失敗者群體和美國霸權快速收縮的自然理性節律。
拜登時代的系統回調治理，即朝向“奧巴馬主義”的某種結構性回歸，將面臨如下具有較大影響和限制效應的內外處境：其一，美國霸權體系與國家實力的不相稱效應進一步凸顯，民主黨理想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對應的龐大治理成本超出了美國可持續的支付和平衡能力，如果民主黨繼續不加節制地進行全球化擴張和包攬治理成本，將會進一步加劇美國本土利益與全球化利益的結構性張力，加速美國的實力耗竭和系統性衰退；其二，國際體系實質“多極化”及中美關聯式結構性對抗的態勢逐步形成，這是21世紀全球秩序的基本事實和趨勢，是不以美國單方面帝國意志為轉移的全球性共識，如果美國抱殘守缺，不能及時轉型為多極化世界的“健康領導力量”，就會逐步遭到真正致力於多極秩序建構與全球和平發展之主體力量尤其是中國與歐洲力量的擠壓，包括在國際組織治理與全球風險應對等層面存在邊緣化風險；其三，美國國內種族不平等、財閥政治以及製造業空心化帶來的“失敗家庭”問題，以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包容政策難以捕捉實質性問題及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其四，特朗普與特朗普主義的監視、干擾和阻撓，包括在涉及內政外交一系列政策回檔的具體決策程序中，拜登政府一定會遭遇體制內（如國會和法院）的制度性擠壓和來自社會層面的抗爭和壓制，政策闖關調整能否成功沒有確定的保障性機制；其五，中美關係回調與中美經貿談判的接力議程，對拜登是最大的政治考驗。中美蜜月期不再，但拜登又不準備繼續特朗普的新冷戰路線，而中國早已戰略警醒並制定了系統完備的安全戰略和發展規劃，不以美國總統及外交政策的具體變動為轉移，這就可能導致拜登政府難以從中美關係上獲得為國內民眾及盟友認可的突破性進展，反而可能因其妥協性取向而遭受廣泛的批評；其六，拜登的路線回調涉及非常複雜的利益重組和政治、外交規範的重構，有些是利益交換和安撫，有些是選舉回報，有些是理念回溯，有些是結合當下的國內外形勢與戰略需求的保留，這些都需要精細辨析和重新研究，民主黨是否有足夠的戰略平衡能力、執行人才及處理應對內外複雜風險的控局機制，以及拜登自身的精力和能力是否提供了超過特朗普的領導力支撐，都屬於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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