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國有股減持轉入社保，充分體現了國有資本收益分享。2017年11月，國務院發布《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本次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已是第三輪劃轉。前兩輪劃轉主要是針對國有控股企業IPO規模按10%的比例進行的一次性劃轉，而此次劃轉則是以全部國有企業為劃轉對象，它包括了上市國企和非上市國企，同時也包括了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2018年，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穩步實施，完成18家中央企業股權劃轉，劃轉規模達750億元。
應該注意到，由於中央企業中已經有很多通過改制上市成為公眾公司，其利潤總額扣除上繳所得稅和歸屬少數股東收益後才是可供國有股東分配的淨利潤，並在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計提法定公積金後才是企業上交資本收益的基數，這個基數僅占到中央企業利潤總額的45%左右，據此計算，當前中央企業上交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總比例已經超過10%。
國有企業紅利使用
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看，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本金支出為2153.28億元，主要構成：一是國有企業資本金注入932.84億元，主要包括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支出369.52億元、前瞻性戰略性產業發展支出133.39億元、公益性設施投資支出82.42億元、支持科技進步支出46.64億元、支持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合作支出10.11億元等。二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改革成本支出，主要包括“三供一業”移交補助支出486億元，國有企業改革成本支出和其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改革成本支出等。三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補充社保基金支出，2018年為13.29億元。
具體而言，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返用於國有企業的主要用途在以下方面：
第一，深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升級。
國資委成立以來，通過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小散亂”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改觀，國有資產逐步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命脈、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與領域占有主導地位。
但是，國有經濟布局仍需進一步優化。與國外跨國集團產業價值鏈相比，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大多仍分布在傳統產業和產業鏈中低端環節，企業發展方式較為粗放，資源配置效率不夠高，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強，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尤其是缺少一批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企業大集團。當前，要立足於國有資本的功能和整體效率最優化，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目標。進一步推進企業間的橫向聯運與產業縱向整合，發揮協同效應，優化競爭格局，完善劣勢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
在中央企業轉型升級層面，中央企業需要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加大科技投入和技術改造力度，提高先進產能比重，同時要在新興產業加大投入，盡快搶占市場先機。此外，中央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積極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個資源，積極展開與國際跨國公司的合作與競爭，這些都需要國有資本收益的大力支持。
第二，解決社會包袱和歷史包袱。
企業辦社會、包袱沉重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國有企業。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全國各級國資委監管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約1.66萬個，其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管理機構約4900個，國有企業因辦社會職能每年需承擔費用1400多億元。推進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領域的改革，是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任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提升公共管理服務水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大民生工程。
當前，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工作取得積極進展和顯著成效，2018年全國國企“三供一業”和市政社區管理等職能分離移交、教育醫療機構深化改革總體進度達到90%左右，消防機構分類處理全面完成，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和廠辦大集體改革有序推進。
繼續推進國有企業辦社會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改革成本的主要部分仍需要由企業承擔。利用國有資本金收益逐步解決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和歷史負擔是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之舉。可以預見，隨著國有企業經營狀況進一步改善，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包袱進一步降低後，國有資本經營收益肯定將進一步提高。
第三，支持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
創新是企業的靈魂，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持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國家的競爭力往往表現為大型企業的競爭力，而大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首先表現為科技創新能力。因此，國有資本收益向企業科技創新傾斜既是無可厚非的，更是必須重點支持和保障的。
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2011年以來，中央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一直占到全國總研發經費的1/4強，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每年增長量超過30%。中央企業國內研發機構大概2600家，境外機構60家，國家級的研發機構超過700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全國已經有90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占到一半以上。2018年，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完成了一大批重大創新成果。
由此可見，國有資本金收益支持中央企業的技術創新對提升我國民生質量，提升國家國際經濟競爭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第四，支持中央企業帶頭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
從社會效益方面看，中央企業在積極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全力保障市場供應，支持民生工程建設等方面也發揮了骨幹作用。能源企業全力組織生產，確保市場供應，糧棉油肉糖鹽企業積極組織資源，維護重要民生產品價格穩定；電網電信企業全力投入“村村通”工程，農資企業加強“三農”服務，為新農村建設作出積極貢獻。此外，國有企業在援疆援藏、定點扶貧等國家戰略中起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定點幫扶和對口支援的42個縣成功脫貧摘帽。中央企業貧困地區產業投資基金完成投資決策項目63個，涉及金額128.9億元，有力促進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完善、特色產業發展、教育醫療改善和群眾增收增富。
進一步理順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問題，要兼顧國家、企業和職工個人三者的關係，要處理好企業自身積累與當期最大限度地貢獻國家、服務於民生的關係。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在實踐中不能鞭打快牛，更不能搞殺雞取卵。國有企業也要加快做強做優的步伐，充分發揮好活力和影響力，更好地履行好社會責任，為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安定團結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王絳（國資委研究中心）、王愛君（山東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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