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
雖然德美關係的整體框架因歷史原因相對穩定，但並不意味著其內涵一成不變。德國越來越多向美國說“不”，這不僅僅是領導人個人意志對決，更是兩國基於自身發展條件與利益訴求變化產生的矛盾所引發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德國作為“冷戰前線”被美國大力輸血而設計的上層建築，如今越來越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美國不僅不向德國提供生產要素支持，反而在戰略收縮的同時，不讓德國與美國所“討厭”的國家合作，所以德國必須向美國說“不”。
第一，德國內部變化。經濟基礎層面，德國經濟結構雖然保持穩定，但是在科學技術層面卻未能跟上信息技術革命。信息革命出現並普遍民用化商業化並非如大眾所認知那樣，由幾個橫空出世的天才（如比爾•蓋茨）在車庫里“被上帝的蘋果砸中”，從而靈光一閃開啟人類新時代，而是美國軍方為服務全球軍事指揮系統歷經幾十年機密且不間斷的技術積累的結果。因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失去對手”，因此公開技術，並服務於民用。德國二戰後在軍事科技研究上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同期沒有技術積累過程，長時間內只能受制於美國，甚至發生“竊聽門”事件。上層建築層面，德國社會內部矛盾更加複雜，如人口老齡化，“難民潮”等問題增加社會治理成本；外部盡力維持歐元區貨幣穩定，甚至在新冠疫情後向全歐洲輸血“重振歐洲”，外交成本負擔極重。德國在未能跟上技術信息革命的同時社會運轉成本日益高企，德國必須尋求出路。
第二，美國變化。美國戰略收縮嚴重損害德國利益。前文所述德美關係基礎有一個基本未發生變化的前提條件是，美國作為聯邦德國盟友，因其在歐洲有冷戰和產業發展利益訴求而對德國大量轉移資本、技術、產業。德國經濟迅猛發展，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在此經濟基礎上，德國建立“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上層建築。然而，美國發現，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量向全世界轉移實體產業雖然為美國帶來巨額財富收益，但是卻給美國國內帶來較之以往更多且更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美國不分黨派地嘗試回調實體產業，從奧巴馬就開始“我們能夠改變”（We can make change），到特朗普不擇手段要求海外美國企業回歸以“重振國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國戰略收縮擠壓盟友利益空間，加上與德國自身問題重叠，使得德國社會高成本上層建築越來越難以為繼，又不讓德國尋找新合作者，德國必須要根據需要對美國說“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