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台灣社會“同情之理解”。溫特認為建構主義的核心要義有二：其一，國家政治的根本是結構性的，而不僅僅是物質性的；其二，這些結構不僅塑造了行為體的行為，更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語言文化交流對兩岸命運共同體建構影響的過程中，有必要對兩岸特別是台灣體系內的社會分化進行深入分析。1895年以來，台灣與大陸長期分離，兩岸在不同的實踐場域展開了不同的實踐活動，並承載了不同的社會化內容。這種差異性從歷史角度來講，主要體現在台灣社會的悲情意識。台灣歷經荷蘭、日本等殖民統治，在歷史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濃鬱的“亞細亞孤兒意識”。對於台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實政治文化生態，大陸要以包容的心態給予理解，不能簡單地把台灣民眾因為複雜心態所產生的“台灣意識”就認定為“台獨”意識”。
這種差異性從現實角度來講，主要體現在台灣獨特的政黨政治文化。“對於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共同體社會，該共同體必須由參與者所共享的自我理解構成，並且體現在社會制度安排中。”台灣“解嚴”以後，在社會制度安排上逐步走上政黨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試圖模仿和挪用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由“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過度到兩黨輪替的所謂“民主體制”。族群認同“工具論”“將族群視為一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以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在島內也同樣如此，族群認同不僅僅是文化歸屬感的塑造，它更是利益爭奪的重要工具。為攫取執政資源，島內兩大政黨和藍綠陣營矛盾與對立持續加劇，形成了具有極端性、衝突性和對抗性的政治文化，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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