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疫情帶來的美國社會“反華、嫌華、恐華、仇華”情緒的上升，使得特朗普的打壓中國政策有了新的國內政治空間。
談到疫情期間中美關係的對峙和緊張，朱鋒同樣列出了四個要點。一是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妖魔化中國；二是利用疫情發起“中國攻勢”，否定中國的抗疫成績，如中國不透明、隱瞞事實和虛假數據，把中國作為替罪羊；三是“追責論”、“陰謀論”，製造虛假信息如“病毒是中國軍方發起的生物攻擊，是武漢病毒所洩露出來的”；四是中美互懟，如“趙立堅事件”。
朱鋒表示，2020年美國大選使中美關係的強硬對決難以有實質性轉圜和改變的餘地，因為今年美國大選對美國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特朗普上台三年多對美國政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另一方面疫情使美國對未來的經濟和社會走勢產生了強烈的爭議。今年的美國大選誰勝，將對美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進程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最後，朱鋒總結道，在後疫情時代，中美關係和世界回不到過去了，世界可能將進入一個“新戰國時代”，國家間競爭、防範、警惕的展現將會繼續拉寬和拉長。新冠疫情將使得“極”的概念被空前虛化，國際格局將不再是簡單的以“極”為主體的權力分配結構，而是利益的警惕、防範和衝突變得更加細致、全面。全球化格局的調整在所難免，因此我們要做好充足的準備。既要“鬥”、又要“合”，對中美關係未來走向過度的悲觀主義、悲憤是沒有意義的，民族主義的激憤也並不能給我們帶來對問題清晰準確的認識，我們要走穩走實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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