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說，1997年香港回歸時，曾有香港學者提出“新憲制秩序”的概念，並凸顯香港基本法作為“小憲法”的定位，這是不夠準確的，帶有法理的局限性，也對“一國兩制”的法治實施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必須從“一國兩制”的完整性來看待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問題，一方面必須突出憲法至上，將憲法作為最終制度根源，基本法也來自於憲法授權和規範，另一方面則肯定和維護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的合理地位，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共同確定了特區憲制秩序。
這一定型論述從法理上排除了若干片面甚至錯誤的“一國兩制”理解方式：其一，將《中英聯合聲明》作為香港憲制基礎，這是混淆了國際法與國內法，並為英國干預留下缺口，還人為貶低了中國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其二，將憲法與基本法對立，過分凸顯“兩制”的分別憲制屬性，沒有看到或刻意迴避憲法的至上下與整合性，將基本法作為所謂自足的“小憲法”，這是香港法律界既往常犯的錯誤。
田飛龍強調，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香港國安法是這一憲制秩序的產物，既具有憲法上人大特別授權決定的合憲性根基，也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而成為基本法規範秩序的一部分，是符合憲法與基本法的，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制度發展。香港本土派及外部勢力對香港國安法的詆毀與攻擊，一方面來自於對“一國兩制”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政治排斥，是不具有法理根據和正當性的。
田飛龍表示，香港的制度更新已經完成了“由亂到治”的基本面構造，香港國安法逐步深入實施並對社會面產生深刻影響，新選舉法及“愛國者治港”刷新香港民主秩序與運行規範。圍繞這些制度變遷的法理與政策論述也已經基本定型，並在二十大報告中獲得權威化、系統化呈現。政府工作報告根據政府職能和關注點予以確認和簡要陳述，是符合常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