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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現場 （中評社 段曉魯攝） |
1992年10月，兩岸兩會代表之所以相約香港會談，就是因為在兩會協商過程中，特別是安排兩會領導人首次面地面會談的過程中，雙方都意識到有必要就“一個中國”內涵應該如何表述的問題交換意見。這個問題關係到兩岸兩會之間的協商談判的定性問題。兩會互動是“國與國”之間的商談嗎？顯然不是。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商談嗎？那誰是中央，誰又是地方？更加形象地說就是要解決：“你是誰？我是誰？我們都是誰？”的問題。據我瞭解，在香港工作會談的基礎上，1992年11月3日，兩會進行了秘書長層級跨海電話協商，雙方以電話記錄方式，確認“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將大陸方面的口頭表述版本告知對方，這就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函件同時將台灣方面的第8版文字表述附在後面，表明大陸方面認可台灣方面的這一版本。台灣方面的第8版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含義，認知各有不同。建議在彼此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各自以口頭方式說明立場”。12月3日，海基會回函，沒有對海協會的函件提出異議，雙方在“堅持一個中國”“謀求中國統一”問題上的共識就此形成。1993年的“汪辜會談”正是在這一共識基礎上成功舉辦的。
35年前的1987年，我本人確定研究生論文選題後就開始研究台灣問題，雖然沒有機會直接參與“九二共識”的協商，但在研究過程中接觸到大量的相關文獻資料，並且有機會直接向“九二共識”台前幕後的兩岸雙方當事人請教，對一些關鍵性事實有了更多不同角度的第一手信息。我的研究結論是：兩岸雙方在“香港會談”過程中雖然沒有在“一個中國”具體含義表述文字上達成共識，卻明白無誤地確認了雙方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謀求中國統一”問題上有相同的立場和態度。其實這也是兩岸雙方為了長遠和根本的利益而做出的“擱置爭議”選擇。雙方的誠意和善意最終促成兩岸兩會領導人商談，並為後來簽署一系列協議奠定了政治基礎。如果兩岸雙方不是站在戰略高度上“尋求政治交集”，1993年的新加坡“汪辜會談”就不可能成功舉辦。
值得注意的是，“九二共識”這四個字雖然早在2000年初就已正式提出，但真正成為兩岸雙方共同政治話語，是在2005年4月底的“胡連會”以後，這也說明兩岸領導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往來對於兩岸政治互信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客觀地講，“九二共識”這四個字之所以能夠成為雙方的共同政治話語，既和兩岸兩會明確表達“一個中國”和“中國統一”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有關，也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互信有關。
最早正式提出“九二共識”的蘇起先生一再強調，“九二共識”提出是為了避免民進黨在台灣執政後，兩岸爆發戰爭。事實證明，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兩岸人民共蒙其利，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得到充分的展現。 |
